虞集与全真、真大、太一等北方道派也有一定接触，因而其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这些道派的重要史料。如《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的《白云观记》和卷五十的《孙真人墓志铭》，分别为全真道掌教祁志诚和孙德�６�作，因而也就成为研究祁、孙二人的重要依据。在陈垣先生对全真道继孙德彧之后两任掌教的考证文章《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二《全真篇下》中，《河图仙坛之碑》的有关记载曾为其提供重要的线索。台湾学者袁国藩在其《元代真大道教考》（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四册《宋辽金元史研究论集》， 台湾大陆杂志社1970年版）一文中说，元代真大道教的史料散亡颇多，作者虽经十年力积，也仅得二十余条而已。而在作者开列的二十四条珍贵史料中，虞集《道园学古录》就占有三条:卷六之《吴张高风图序》、卷二十二之《大道教十一祖张真人制》和卷五十之《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后者在袁氏考证元代真大道教的创始与传宗、教义与道众以及各代真人的生平时，更被反复引用。《道园学古录》卷三有《次韵伯庸尚书春暮游七祖真人庵兼简吴宗师》与《奉同吴宗师赋蔡七祖新斋》两诗题，陈垣先生据此并参以其他史料，考证出元代太一道之七祖（见《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而陈垣先生对以善写山水著称的张彦辅的太一道士及蒙古族人身份的确定，直接得益于虞集的《赋道士张彦辅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图》一诗（见同上）。
　　其二，虞集在元代南方道教的文人化、儒学化过程中曾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全真道本来是宣扬清净寡欲、息心养性的，而以正一道为代表的南方道教本来是比较注重斋醮祈禳、符咒印剑的。"一般说来，前者是从内在心性的修养及外在生理的保养入手，进而深入到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乃至政治理想的，也就是说，它是一套从养性、全命、处世到治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看起来比较高雅深邃，符合士大夫的口味;而后者是从外在的鬼神与内在的迷信心理入手，进而满足人们的需要，制约人们的观念、行为的，也就是说是以与鬼神交通的仪式、方法为主的一套理论与实践体系，看上去比较鄙俗浅陋，却对文化较低的世俗社会很有威慑力。"（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宋、元易代之际的南方道教，却由于为数甚多的士人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教士的组成成分，从而表现出雅化的趋势。同时，其领袖人物深谙"欲其教广传，而不先罗致智识分子，人几何不疑为愚民之术，不足登大雅之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的道理，因而广泛结纳士流，从而使入元以后的南方道教在思想上表现出文人化、儒学化倾向。作为元中期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又与南方道教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虞集在南方道教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张雨、薛玄卿等人的提携、影响上。
　　虞集与南方道教中著名的文学道士张雨、朱思本、陈日新、薛玄卿等，均有较深交往。虞集在《倪文光墓碑》中曾说:"贞居（指张雨）修大洞秘诀句曲山中，与予有栖道之约者也。"传世的几种有关张雨的记载，都说他师事虞集。道园文集中，为张雨作的诗文也的确不少。虞集与朱思本的关系，可从《贞一稿序》窥知一二:"某与朱君本初，相从于京师，二十有余年矣。每见其酬应之间，即自洗涤，以读书为事。其书既不泛杂，读之又有其道，某甚敬焉。"虞集曾为陈日新撰《陈真人碑》，文中说:"予与公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虞集与薛玄卿交谊甚厚，无论在朝时还是归隐后，均与之有密切往来，道园文集中不少与之唱和的诗作即是证明。虞集与以上这些道门中人深相结纳，共同的文艺爱好和志趣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作为元中期最为著名的诗人和文章家，虞集乐于与张雨等人酬酢唱和、作文直接称赞张雨等人的文学创作与治学精神，这对提高其声价、提携其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张雨心悦诚服地对虞集执弟子礼，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当也包括诗文诸方面。
　　除了提携擅长文学艺术的道士外，虞集还肯定和鼓励南方道教人士致力于文化学术工作。他在《龙虎山道藏铭》中说:"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于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书，盖有所因起矣。"这里，虞集通过为道家溯源的方式，鼓励道家从事文化整理工作。虞集在《贞一稿序》中对朱思本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极为称道:"至于职方之纪，元所偏善。遇�闲�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讨论如议礼，严介若持宪，立志之坚确精敏类如此。"在《河图仙坛之碑》中，他还充分肯定龙虎山玄学讲师雷思齐的《易》、《老》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