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洙的选录标准，自有其时代渊源。孙氏生当乾隆盛世，其时在江南，沈德潜的诗教影响很大，孙洙的选诗标准，基本上脱不出沈氏的藩篱。沈德潜论诗强调“温柔敦厚”，追求“体格声调”。他在《唐诗别裁序》中揭示他的选诗标准时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题材，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于雅正，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原意所存也。”在《重订唐诗别裁序》中又说：“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一归于中正和平。”沈德潜的这些论述，验之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是十分合拍的。“去淫滥以归于雅正”，“一归于中正和平”，正是孙氏三百首选录的依归，所选录的作品也明显受沈氏《唐诗别裁》的影响。全书３１２首诗，有２３９首与《唐诗别裁》所选相同，只有７３首是别裁所没有选的。其中五言古诗４０首，仅有四首不同于《唐诗别裁》；七言古诗４２首，只有７首不见于《唐诗别裁》；七言律诗５３首，也只有１１首是《唐诗别裁》所没有选的其中单李商隐一个人就占有８首，除开李商隐就仅有３首不同了。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不同于《唐诗别裁》的略微多一些。孙洙无疑是沈德潜的追随者，即使是《唐诗别裁》未曾入选的作品，《唐诗三百首》所选大多仍符合沈德潜的诗选标准。沈德潜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盛世的风尚，因之受沈氏影响选就的《唐诗三百首》也曲折地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
《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却又简单的作法，就是突出重点。有唐三百年，突出盛唐一段，选录达１５０首之多，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盛唐又突出李白、杜甫、王维三家，凡选录９８首，也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其次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选录也不少。盛唐以后也各有重点。由盛唐进入大历的诗人突出韦应物和刘长卿。白居易的诗入选不算太多，只有六首，但因选入了《长恨歌》《琵琶行》两篇无与伦比的长诗，就使白居易在书中具有特殊的分量。中晚唐近体诗则突出李商隐和杜牧。如此重点突出，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不过，尽管《唐诗三百首》所选的作品绝大多数确是优秀之作，也有少数作品选录不当。如綦毋潜《春泛若耶溪》、元结《石鱼湖上醉歌》，都不够水平。即使是大家作品，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杜甫《寄韩谏议注》、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在他们自己的集子里也并非上乘。至于像郑畋的《马嵬坡》，格调甚低，更不应入选。
应该看到，受选家诗论的局限，《唐诗三百首》的选择从整体说也是有缺点的。孙洙强调风格的协调，忽视甚至排斥艺术的多样性。如李贺的作品一首也不选，大概是认为他过于诡谲；储光羲的作品也不选，可能是嫌其轻淡。初唐仅选了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五律各一首，沈还选了一首七律；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都未入选，显然是认为他们风格轻绮。但孙洙对李商隐的无题作品似有所偏爱，李的《锦瑟》一首，《春雨》一首，《无题》六首，沈德潜都未选，也许是嫌其诗旨隐晦，而孙洙都选了。这是孙洙诗选与沈氏诗风相违的极为独特的例子。
《唐诗三百首》皈依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回避矛盾斗争，对于反映现实较为尖锐的作品都尽力排斥。李白的作品总的说来选录恰当，但《古风五十九首》一篇不录。杜甫诗选录如此之多，而“三吏”、“三别”、《赴奉先咏怀》《北征》这些名作一篇未选。整个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作品一篇不取。中唐李绅《悯农诗》，晚唐聂夷中《伤田家》、皮日休《正乐府》等反映社会现实较为深切的作品也都一概摈斥。上述作品除李绅、皮日休之作外，《唐诗别裁》都入选了，可见孙洙比沈德潜做得还要极端。因之，《唐诗三百首》作为怡情悦性的读物是很好的，而于通过诗歌了解历史、认识生活则有严重的不足。
《唐诗三百首》选诗的优胜与欠缺，很值得选家借鉴和研究。任何选家都有倾向性，怎样既保持一种“合理”的倾向，保持一种“正确”的审美标准，又大体能反映每一代诗歌的全貌，是选家面对的重大课题。在任何时代里，伟大杰出的作家总是少数。因此突出重点，而又不遗落其他作者的优秀之作，是对选家的识见和眼光的考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孙洙的成功和不足中得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