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琼博士希望我为他的《徐渭散文研究》写篇序，已有好些时候了；我也承诺过。但这半年来疾病缠身，杂事依然不断，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动笔。现在他的书稿即将付印，已经到了拖不下去的时候了，我却又进了医院。实在无法，只好简单地说几句，聊以见意。

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创意的书，其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对徐渭研究中流行甚广的“徐渭应属于复古主义的反对派，上继唐宋派的余绪，下开公安派的先声”的说法所作的很有说服力的否定。由此必然导致对徐渭乃至从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文学发展的新的思考。

在关于袁宏道与徐渭的关系上，付琼依据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指出袁宏道是万历二十五年才接触到徐渭的作品的，而其时袁宏道的“性灵说”早已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到万历二十七年间，袁宏道的思想就开始转变，其性灵说的具体内含已有了变化，逐渐趋向倒退，创作上也消失了先前的锋芒。如说徐渭的“开公安派的先声”是说徐渭对“性灵说”的形成或袁宏道的创作实践起过什么积极影响，真不知从何说起。

倘说这是指在袁宏道以前徐渭已在其文学主张或诗文创作中体现了与袁宏道的进步文学观与创作特色类似的倾向，那就牵涉到徐渭与“复古主义者”的关系了。

付琼在其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徐渭的《书田生诗文后》（按，“田生”指“田水月”，即徐渭自号），指出其所谓“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的创作道路，与复古主义者——特别是主张以“达岸舍筏”为复古之道的何景明——若合符节。如果这就是“开公安派的先声”，何景明早就开了，何必劳动徐渭再开一次！在这种创作道路中，我们所看到的倒是徐渭与复古主义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