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民变的消息报到北京，魏忠贤被风闻夸张的报告吓得惊慌失措，得知真相后又恼羞成怒，要发兵屠杀苏州民众。后来在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斡旋下，决定大事化小。遂发诏书说：“著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及无辜。”毛一鹭经过查访，陆续逮捕了颜佩韦等13人，判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5人死刑，其他人有的发往边境卫所充军，有的杖六十棍。毛一鹭将判决结果上报，朝廷批准。
在判处死刑的五人中，颜佩韦是商人的儿子，马杰是卖苦力的，沈扬是市场上的牙侩，杨念如是卖衣服的小商贩，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他们都素不相识。也就是说，除了周文元，其他四人同周顺昌没有任何交往，完全是激于义愤自发参加这场斗争的。他们虽然是普通市民，但都表现出了正直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在入狱期间，他们理直气壮，对所作所为毫不隐讳。有人对他们说：“现今首辅顾秉谦是你们的同乡，你们必能平安出狱。”颜佩韦叹道：“顾秉谦已认魏忠贤为父。你没看见近年来多少缙绅惨遭毒打、家破人亡，何况我们呢！我们宁愿从周吏部而死，不愿求奸相获生！”听到这番话的人没有不落泪的。七月中旬，行刑的前一天，苏州出现暴风骤雨，太湖水位猛涨，湖水四溢。苏州人都说这是老天在为五人鸣不平。行刑这天，苏州城内戒备森严，当局惟恐群众闹事。行刑时，五人谈笑自若，大义凛然，在阊门外吊桥上从容就义。正像文中描写的那样：“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颜佩韦等五人被斩首后，头颅被挂在城墙上示众。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50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保存了下来。
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使得气焰嚣张的魏忠贤亦“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魏忠贤畏罪自杀后，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烈士。一夜之间，魏忠贤的生祠被夷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修建了五烈士的合葬墓，头颅也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被称为“五人之墓”。地址就在苏州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张溥有感于五人的义行，于崇祯元年（1628年）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
纵观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基层民众言行的记录。这是因为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引车卖浆之徒”，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只是英雄豪杰的陪衬物或盲从者，根本不可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不够记入史书的资格。“丙寅诏狱”中的颜佩韦等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读书之训”，不懂得封建礼教，但是他们各自用朴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观察世界，明确无误地认清了魏阉集团祸国殃民的可恶行径，认识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高尚情操和感人言行，决心为营救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利益并甘愿献出生命。这种精神，实在叫那些饱读诗书的假道学者们汗颜！当魏阉党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之时，朝廷中的一些高官勋爵，或者卖身投靠、甘为走狗，或者缄口不语、莫衷一是，或者佯装疯癫、避祸家中，或者抽身逃跑、不知所终，其可耻的人格、龌龊的行为，令人不齿。只有那些他们认为出身卑微的“草野之无闻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喊出他们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不想干的事，以“激于义而死”的精神，以“明死生之大”的胸襟，成就了一番英雄业绩，如同在那个阴霾笼罩的黑暗时代，点燃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照亮了人间。真是卑贱者最高尚！
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饱含深情地发问：“独五人之皎皎，何也？”我想，最好的铨释还是文中的那句话：“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其兄孙珀龄顺治年间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使时，因官事入狱，将被处死。这时孙琰龄已与其兄分家单过，但念及兄弟之情，便顶风冒雪，赶赴京城，奔走于豪门之间，竭力营救。但有一线希望，就尽全力。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孙珀龄被减罪遣送东北，他一直送到山海关外。想到有生之年不能相聚，孙琰龄悲痛欲绝，恸哭投河，所幸被人救起。康熙二年（1663年），朝廷颁布修工赎罪令，允许犯罪官员以钱抵罪。于是，孙琰龄变卖家产，折银上交，赎回大哥珀龄，全家人终于团圆。从孙珀龄入狱到回籍，孙琰龄累计花费2万余两白银，出让土地700余亩，变卖了省城和县城的豪宅，几乎倾家荡产。时人评价，“真所谓能笃同气者哉！”孙琰龄著有诗文《柿岩小律》、前后《燕游草》和《似懒园》、《石来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