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四卷中，情感最为悲凄的即《坎坷记愁》，卷首，有这么一段叙述：
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
这一段文字，字字有如血泪，悲愤之气现于纸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曾引用尼采的话，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如果说《闺房记乐》《闲情记趣》还能够给读者一种自由的精神、平等的婚姻、美好的生命等审美享受，那么《坎坷记愁》里的审美阅读体验则只有：悲、愤、痛楚。
此卷中，所有的生命的闪光点全部暗淡了。芸娘作为一个才女、贤淑的妇人，却终究由于“衅起家庭”被迫离开夫家家族。甚至于到生命临终，芸娘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弃妇”的身份。“衅起家庭最可怜，暮巢飞燕影凄然，呼灯黑夜开门去，玉树枝头泣杜鹃。”三白丧妻，亡子，遭友人诬，且父亲临终之际，犹困顿于外，为生计辗转流离他乡，背上了不孝之罪名。
但是，正如是苦难而不是幸福造就了人类，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一样，《坎坷记愁》造就了沈复，毁灭了沈复看似平静的理智。作者非常强烈地营造出来一种悲剧美。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行为，没有什么伟大而崇高的悲剧精神，也没有充满矛盾的悲剧性格，只是到处可见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琐碎所造成的悲剧。
三白和芸娘都具有善良的品德和行为，也具有作为一个普通人最起码的生活的合理要求。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这些却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所击倒，这是悲剧美生发的最根本原因。在三白和芸娘的身上，无疑他们具有的“善”冲击而且消解了社会所要求他们的“道”，三白，个性落拓不羁，追求爱情幸福、自由、平等，与朋友之交多情重诺，爽直，为了追求“善”的最高境界，竟然陪伴着芸娘一起离开家族，漂泊异乡。三白是否真正能够抛弃“道”而在心中安然地追求“善”了呢？因此，三白陷入了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从而倍受着比单纯地违背“道”更为痛苦的煎熬。如卷中一段文字记录如下：
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即欲归苏，又恐触旧忿。正趑趄观望间，复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业已辞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无暇他计，即星夜驰归，触首灵前，哀号流血。呜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生余不肖，既少承欢膝下，又未侍药床前，不孝之罪何可逭哉！吾母见余哭，曰：“汝何此日始归耶？”余曰：“儿之归，幸得青君孙女信也。”吾母目余弟妇，遂嘿然。余入幕守灵至七，终无一人以家事告，以丧事商者。余自问人子之道已缺，故亦无颜询问。
在“道”与“善”之间，三白选择了“善”，与芸娘一起离开了家族。此时，人性的本能情感追求与道德伦理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反过来，如果三白选择“道”而放弃了芸娘，弃二人的夫妻感情于不顾，那样势必也是令三白更是痛不欲生。这不仅是三白一个人的两难选择，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整个人类一直处于的一种两难选择境遇。犹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人类总是在徒劳地做出努力的选择，而其实无论如何抉择，我们都得做出牺牲：不是放弃善，就是妨碍道；不是放弃这一方，就是放弃另一方。所以，不仅仅是三白，其实整个人类都在经受着“选择”的苦痛，正如西西弗斯的劳作一样，永远地没有尽头……
三白是个悲剧人物。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坎坷记愁》中，他没有以自身的苦难，以自身理想毁灭的结局唤起他人的生存努力和生存价值感，相反，因为他的多愁、多情的性情，在个人徘徊缠绵于心中怨愁之余，三白写下了很多愤激之语句。例如，芸娘病死他乡，三白幸福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倒了以后，在万分悲痛之余，他记叙道：
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辩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话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
四、山水中的寄情
从《坎坷记愁》的血泪中走出来，迎面而来的是三白的一段叫人心思之神往之的《浪游记快》，似乎文章一改了《坎坷记愁》里的悲苦之气。经历了《坎坷记愁》的苦之煎熬，三白的《浪游记快》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对自己精神的抚慰，是一种痛苦的畅快宣泄，经过了人生生离死别，丧妻亡子之痛，三白退回到自身的精神世界里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庇佑。本来，山山水水的大自然是人类直接的生活之外的一切，是人的日常生活中包含不多的内容。寄情于山水的写意生活是超越于生活之上或者生活之外的产物，人类只有舍弃或者否定原来的生活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才能进入山水的境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如果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和谐，那么就意味着人类自己自身生活的某种不和谐，一种否定生活的状态就出现了。
这种寄情于山水自然，忘我地对生活，对生命快乐的追求，使得人类对自己的痛苦可以暂时忘却。幸福与痛苦原本就是生命之花的两朵并蒂花，人类感受到生命之愁苦，生命之烦琐，生命之无奈，却永远不会为之所拘束，正如书中三白在记一次快游后叹道：乃愁苦之中之快游也。
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小人物，三白是无能为力为自己个人的幸福，积极、自由、主动地采取什么有效行动的，所以，他转头移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愉悦乎性情，陶陶然暂忘人生琐碎与失意，这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生命形式。
五、结语
以上，笔者尝试着以读者主体的身份阐述了《浮生六记》前四卷的审美体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种文学审美思潮——接受美学。这种思潮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在于：鲜明地标出审美主体是艺术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而接受主体的特征表明接受不是对作品“原意”的追索或还原，而是主体的理解、阐释过程，是主体自身独特存在方式的体现。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各种感官去看、去听、去触摸，去体验审美主体，通过作品与作者的“对话”是富于个性化的，对于其他欣赏者来说不具备必然性和普遍性。
整部《浮生六记》中，三白的情感一直表现的是对人生的执著和生命的肯定。这种生命的意识渊源于中国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心态。在《浮生六记》中，三白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对生命的体验之中：生命的魅力，生命的快乐，生命的起伏，生命的忧伤，生命的节奏，生命的短暂……种种体验纠缠在一起，并且互相融贯着，三白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显示了中国美感体验的最强音，表达出了中国人的最高的理想人格：一个对人生持有明慧悟性的达观和放浪的人；一个永远置身于审美环境中而不旁逸斜出的人，他不去占有，但却不会忘却欣赏，并不创造却善于发现，人生的每一瞬间，他都不难从中寻觅到耐人寻味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