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曾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④，“精神文明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⑤中国古代士子大都有入世参政的政治意识，可往往都是不遇的悲剧命运；自我实现的严重受阻，使他们心理严重失衡和焦虑，秋士易感、秋士迟暮便成为他们反复吟唱的主题。而以马致远为首的元代士子又多了一份时代的大不幸。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蒙人入主中原后，因害怕政权被颠覆，故以法律的形式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漠北蒙古各部）是一等，色目人（西域、西亚、中亚、欧洲各族）为二等，汉人（淮河以北原金统治下的汉、女真和契丹等族）是三等，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各族）是四等。前两者是高等贵族；“汉人”因归顺得早，所以地位比“南人”高一等。但在全国各族中汉族人的地位十分卑微，如汉族人殴打蒙人，轻则充军戍边，重则杀头，而蒙人杀死汉族人，仅赔偿丧葬费。这种民族歧视的基本国策严重地践踏了汉族人的人权，严重地践踏着汉民族的尊严；它意味着汉民族在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生长于斯的故土上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家园，汉民族及其心理皆受到巨大的伤害。
确立于隋朝、盛行于唐宋的科举制，早已成为中国士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必由之路，成为国家选拔官吏、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传承、发展文化的重要环节。在士子们心中，入仕做官已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及第既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其社会地位，又能实现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在汉族文化、汉族政权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科举制本身具备着有利于汉族士子的特点，这与元蒙统治者游牧文化根底浅薄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歧视的基本国策是相抵触的。出于对汉族文化的畏惧心理，元蒙统治者实行了废止科举的文化政策，切断了士大夫的人生前途，使其地位从历史上的“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从而陷入生存绝境。“我大元典制，人有九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呼！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谢叠山集·送方伯载三山序》）
在元代，整个汉民族已经成为因故国——政治家园被毁灭而漂泊的断肠人，整个汉族士子成为被驱逐出精神家园而漂泊的游子，在这种客观现实背景下，马致远笔下的“断肠游子”是自己的写照，也成为异族治下的汉族及其士子的一种象征，士子们被迫承受着异然于“万物有归”规律外的时代悲剧命运！
四、家园——元代汉民族及其士子的生命归宿和精神追求
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历史变故和悲剧命运，汉族士子的心理极度失衡、痛苦。马致远写出了自己和群体的悲愤和绝望：“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⑥失去了仕进机会的汉族士子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犹如元蒙统治者的统治带着游牧民族的烙印一样，汉族士子们的对抗也表现出农耕民族的文化遗传。被切断仕进之路的士子们也被毁灭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和人生理想，他们放弃了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不与元蒙统治者合作，思考的中心不再是提出救世治世的良方而是拯救自己的妙药。出于生命的需要，他们穿越时间隧道，返归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自然山水之中，重返农耕民族的自然母体之中，以放情任性于日月山水来满足生命对安全、保护、归属的极度渴望，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元代士子们“出世”的生命哲学从总体上取代了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
回归自然的“出世”基调集中地表现在元散曲中。如元好问“醒来明月，醉后春风”；白朴“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卢挚“碧波中范蠡乘舟，带酒簪花，乐以忘忧”；张养浩“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⑦；宋方壶“青山相待，白云相爱”⑧；乔吉“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⑨。而号称东篱的马致远是隐居山林的思想最强烈、这类名篇最多的，“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⑩；还有[南吕·金字经]《樵隐》和[南吕·四块玉]《恬退》、[双调·拨不断]（叹寒儒）（布衣中）等等。马致远们在回归自然的隐居中，在与自然的往来交流、互感互动中安顿和舒展生命，在物我相亲相爱、和谐相处中抚慰和升华灵魂，重铸着新的精神家园。
秋季的秋风夕阳、明月黄花、平江碧空、落叶寒雁仍是马致远们笔下的常景。基于士子群体对自然的共同倾慕，相对于传统的悲秋，更多的则是对秋的欣喜和赏爱。如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夫》、王恽[越调·平湖乐]（采菱人语隔秋烟）、刘时中[中吕·山坡羊]（微风不定）、张养浩[双调·水仙子]《咏江南》、乔吉[中吕·满庭芳]（秋江暮景）、贯云石[正宫·小梁州]《 秋 》等不胜枚举。面对秋景，士子们在现实中的失落忧伤、焦虑恐惧已烟消云散，其生命随着秋景那丰富、单纯、淡然、幽远、宁静的千姿百态而得到抚慰和享受。
在回归自然、赏爱自然的时代风尚下，马致远在吟唱悲秋的传统主题时，加进了元蒙治下汉民族及其士子独特的心理感受和精神追求。《 天净沙·秋思 》中暮秋景物的特征引发出了传统的生命漂泊、青春难再、物华遭摧残、美好受打击等秋士的忧愁悲哀，但是主旋律不是以往士子们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而是元代在异族统治下整个汉民族及其士子在失去政治家园和精神家园、心理遭受重创的时代背景下，对归宿——家园这一人的基本层次的需要。各种秋景所展示的万物皆有归的自然规律，残酷地反衬着游子身心无依无“根”的现实处境和被排斥于万物外的孤独痛苦，使无“根”而身心流浪漂泊的游子成为作者和元代士子的象征。万物有归所表现出的自然个体生命的各自和谐及其整体和谐，启发和引导着游子寻找生命和精神的归宿：故土是他乡游子的生命和精神家园，故国是前朝遗民的生命和精神家园，朝廷是有志仕进者的生命和精神家园，而自然更是人类尤其是元代士子的生命和精神家园。回归自然融入万物才能抚慰和修复遭受重创的身心，才能消弭身心漂泊的游子身份，才能实现游子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
《天净沙·秋思》的时代内容无疑扩展了秋士易感的范围，尤其是游子所向往的家园其内涵丰富且又有作者融入自然万物的主观指向，这些都给悲秋这一古老的主题注入了崭新的和深刻的内涵。或许这就是这首令曲被称为“秋思之祖”的一种原因吧。
①② 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⑤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第9页。
③⑥⑦⑧⑨⑩ 慎独居人选著：《元曲三百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