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撰写该书以前，对其中的诸多相关课题，如元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佛教政策、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明代度僧、明代宦官与佛教、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等已经有比较的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作者不仅能将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吸收到书中，而且还通过进一步研究，修正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使其更为深入。如作者曾在以前论文中提出，明代宦官组织养老义会从嘉靖中期开始；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明确指出“宦官义会在明初就有了”（第380页）。研究者以前多认为，明代禁止私创佛教寺院，明代佛教寺院多是对前代佛教寺院的重建和重修。通过新的研究，作者指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中，新建者占到40%。这一比例，修正了原来的观点（第680页）。类似的学术突破和创新，在书中随处可见。

　　第三，资料翔实，考订允当。《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是何孝荣博士的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北京佛寺研究”的主要成果，搜集资料花费了整整十个年头。与明代南京佛寺有《金陵梵刹志》不同，明代北京佛教寺院没有这样的合志可以利用，所有资料都很零散琐碎，散见于各书及北京各地的碑刻中。作者“先从北京的一些佛寺志、方志入手，从明代的各种正史、野史着眼，搜集相关资料。其后，又通读《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60册，摘录其中的相关碑刻史料”，复以“京城”、“京师”等四十余词为关键词，“先后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录的万余种古籍进行全文检索，又从中获得不少资料”。再后，作者“又浏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所收明人文集，寻找其中的相关碑记、游记、序文等”，并“还多次前往北京，实地考察智化寺、广济寺、妙应寺、护国寺、大慧寺、法源寺、报国寺、天宁寺、真觉寺、万寿寺、慈寿寺、大觉寺等佛寺，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碑记等资料”（第790～791页）。另外，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较早且较为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势必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何孝荣博士在此课题立项后，恰好赴日本留学一年，又曾几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得以便利地搜集到日本、我国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作者搜集资料比较完备，其用心和勤奋也令人惊叹。

　　广泛搜罗资料是基础，翔实的考订更见功力。如，作者通过史料考订，对潭柘寺、大觉寺的起源，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又如，作者通过私人关系进入大慧废寺，借助手记和偷拍的二通碑文，使我们得以知悉明光寺、华藏寺，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再如，关于大功德寺，明代北京史志如《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均称为“木球使者”板庵大觉禅师宣德二年募建，作者则通过明宣宗御制集、明人王直文集中的寺碑文，考订出其实为宣德四年（1429）孙皇后重建，板庵或许起了募缘鼓动作用（第176～177页）。再如，对于与皇姑寺密切相关的吕尼，《宛署杂记》等北京志书以及雍正《陕西通志》等均称其在阻英宗北征时被捶死，李世瑜先生则在论文中估计吕尼当时可能被下狱，而作者通过碑刻资料，发现天顺三年（1459）尼僧妙金拜吕尼为师，那么，“吕尼并未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此说可为李世瑜的估计提供佐证”（第513页）。丰富的资料，翔实的考订，使这本书的结论可信、可靠，保证了其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四，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该书以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为研究对象，但并非单纯地考索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的修建，作者在探讨西晋至元代北京的佛教发展、佛寺修建，揭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明代迁都北京和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展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时代背景，并结合明代北京各阶层人士，包括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等对于佛教的信仰，以及当时的佛教传承、佛教政策，考察了明代北京佛寺修建的政策因素和信仰动因。作者还对明代北京新建、重建、重修佛教寺院的总数做了统计，通过对其空间分布的剖析，归纳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书前有“明北京城复原图”，书后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年表”、“参考文献”，这种结构安排，环环紧扣，充分体现出作者缜密的思考和方便读者的良苦用心。另外，叙述语言平实流畅，繁简得当，是该书又一特色。

　　由于资料的限制，该书仅及佛教寺院的修建等，对僧人、建筑、经济、管理、影响等则涉及尚少，对于明代北京佛寺研究这一课题而言，应该是不足之处。好在来日方长，相信何孝荣博士一定会有后续研究成果问世，以补其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