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受汉学治“礼”的影响，阮元试图以“礼”这一并非来自艺术领域的概念作为书法品评的标准。不可否认，阮元的这种书法流派划分方式是为了突出汉隶等正体文字的典范地位，但以何种理由推崇这一典范、并冠以何种名份或称号，则是书论家必须慎重考虑的。阮元位高爵重，重视文教，对各种出于礼仪用途和政治功用的书碑、撰碑、题匾不可胜数，切身体验到书法的礼仪用途和政治功用，感受到书法这一文字书写形式在维护道德统序方面的作用。他巧妙地选择“礼”这一暗合政治统治需要、汉学研究兴趣的概念作为契合点，使汉隶取得了“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的政治和礼仪地位。尽管清代中叶大量的碑版依然沿用楷书的字体形式，隶书只局限在以赏玩为主要属性的创作中，但究其原初，这一理由并没有违背端正、庄严的汉隶书法在东汉当时的功用特点。这使“疏放妍妙”的二王行草书彻底被边缘化，也使隶书创作摆脱了纯粹的雅玩和技艺的一面，成为汉隶进入书法谱系并获得相应历史地位的最佳手段。
　　再次，阮元书学重视汉字实际功用的特点也来自汉学的治学思路。汉学一直将文字作为经典研读的工具，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力争将经典的意义落实到单字的意义上，“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因而，汉学重视文字构形理据的探索，诸多破体、别字、通假现象为当时学者所注意。阮元书论中对二王书法“减笔至不可识”和“不能通识”进行批判、对北朝楷书“向壁虚造，六书混淆”和“破体太多”进行批判的主张大抵源于此。
　　最后，阮元以出土碑刻作为书法史研究的依据和材料，探求传世书迹的本来面目和历史本真的方法也受汉学思潮的影响。清代中叶取法的转变并不在于二王书迹的辗转摩勒而造成的面目失真，在社会风尚和审美取向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某种书迹面目失真之后，人们似乎更应该取法一种与之风格相近的书迹，由二王到汉隶的变化显然不属于此类。尽管书迹的真伪与艺术的优劣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但清代中叶求真辨伪已经成为一种观念和风尚的学术环境中，当书迹面目的真实性遭到怀疑的时候，在熟悉这种知识训练的士人看来，艺术水平的高下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而，当康有为提出“碑学之兴”在于“帖学大坏”观点的时候，人们依然对此深信不疑。由于书写和刊刻因素的影响，大量的金石文字表现出相对保守的形态，以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字形态作为假定的、全部的历史真实来反证历史，势必得出完全相反、甚至错误的结论。
　　
　　三
　　
　　通过汉学思潮与阮元书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发现，书法史发展的真实动力与阮元书论的叙述并不十分吻合，这其中固然存在环境限制而造成的认识不够，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知识背景、写作目的的不同，作者必须选取合适的写作思路、考察视角，以妥切的学术术语来驾驭、组织这些材料，在这一过程中，对书法史的发展影响更为直接的实用要求、操作规定在作者的写作中便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其中一些政治、道德、礼仪方面的理由则被凸现出来，从而造成人们对书法史理解的偏差。这是我们在解读古代书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