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取向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创作重心下移的趋向。这一趋向深刻地体现了明清传奇史的发展走向,反映了传奇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苏州作家队伍下层化、职业戏班大量涌现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晚明;苏州剧坛;传奇创作

在中国戏剧史上,晚明是继金元之后的又一黄金时代。其在声腔剧种、舞台演出、剧本创作、理论探讨诸方面,呈现出了齐头并进、全面繁荣的态势,如时人所谓:“大江左右,骚雅沸腾”,“曲海词山,于今为烈”。
就晚明戏剧发展的格局来看,全国戏剧繁荣的中心在江南,而江南戏剧繁荣的中心在苏州。苏州借助昆山腔的兴起等多种有利条件,一跃成为当时的剧坛翘楚、曲学重镇和演出中心。就传奇而言,苏州剧作家45人,约占当时全国的20%,创作、改编传奇作品142种,约占全国的17%。更为重要的是,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取向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创作重心下移的趋向。这一趋向深刻地体现了明清传奇史的发展走向,反映了传奇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苏州作家队伍下层化、职业戏班大量涌现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传奇创作的文人化、案头化

明中叶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致使作者队伍不断扩大,传奇数量急剧增加,剧坛上出现了“曲海词山”的鼎盛局面。据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吕天成《曲品》增补本统计,传奇作家95人,存目剧作212部,到明末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作家和作品数量均成倍增加,其中传奇数量高达467种。时人沈宠绥云:“名公所制南曲传奇,方今无虑充栋,将来未可穷量,是真雄绝一代,堪传不朽者也。”沈宠绥对晚明剧坛创作的评论,无疑突出和肯定文人学士在繁荣剧坛、提高戏剧的文学品位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剧坛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场上、案头两擅的传奇作品。但是,文人学士的广泛参与也带来了传奇剧作文人化、案头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创作观念上,以抒发主观情志和逞弄个人才学为主;剧作题材上,以表现文人掌故、才子风流为主;人物形象上,以名公文士、才子佳人为主;舞台表演上,文辞与音律的矛盾十分突出。
文人剧作家在创作观念上多以自我为中心,以抒情写意或逞才炫博为主导性的创作思维方式。因此在传奇创作过程中,他们往往追求学问的逞弄,个人才情的表达,围绕个人喜好与价值取向,选择符合文人趣味的戏剧题材。在他们的剧作中,所塑造人物大抵不出文人名士、才子佳人,情节构思不外乎家宴、游赏、艳遇、惊变、赴试、相思、旅叹、报捷等图景,剧作结局也最终难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俗套。这种“传奇十部九相思”的几近程式化的题材、故事、人物模式,充斥了当时的剧坛。
文人学士的介入,还使传奇作品进一步案头化,致使晚明剧坛繁荣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传奇艺术的巨大危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文人剧作家不懂音律,致使文辞与音律两乖,“求词于词,十得一二;求词于音律,百得一二。”这一现象导致了案头与场上、文人与艺人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艺人篡改、删削文人剧作之风蔚然盛行。“中州韵不问,但取口内连罗;九宫谱何知?只用本头活套。作者愈乱,歌者愈轻。”文震亨《牟尼合序》亦云:“盖近来词家,徒逞才情,未谙音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以为笔笔通灵,重重慧现,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移换推敲,每烦顾误,遂使歌者分作者之权。”所谓“歌者分作者之权”,尖锐地道出了文人剧作案头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二、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

万历以后的苏州剧坛上,以沈璨、李玉为代表的苏州传奇剧作家,力图从根本上扭转传奇创作文人化、案头化的倾向,引导传奇创作向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的舞台艺术本性复归,对明清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剧史的这一发展路向,可以从晚明苏州传奇在剧作题材、人物形象、主题取向所体现的创作重心下移的趋向中得以确认。

1.剧作题材的民间化
为了考察苏州剧坛上出现的创作变动,笔者对晚明苏州剧坛上留存的47种传奇的剧作类型进行了统计,列表如下:
从剧作类型上看,晚明苏州剧坛上的社会家庭剧、英雄传奇剧、时事剧、历史剧都有一定的增加,打破了才子佳人剧主导剧坛的局面。从数量和比率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格局的变化。才子佳人剧只有18种,占全部剧作的38.3%,而社会家庭剧、历史剧、英雄传奇剧以及时事剧总数达29种,占全部剧作的61.7%。这表明取材多元化已成晚明苏州剧坛传奇题材的主要特点,而且取材现实生活、通俗小说,以社会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剧作越来越多,民间化、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这是传奇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剧作或写世间人情冷暖,或写家庭财产纠纷,或写婚嫁风俗民情,或写人间炎凉世态,或写百姓离合悲欢,或写兄弟手足情谊,或写妻妾勾心斗角,或写旅途吉凶莫测,比起动辄取材文言小说,写往代文人风流韵事,或凭空捏造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剧作,更受普通百姓欢迎。正如张岱所言:“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晚明苏州剧坛上取材通俗小说的剧作颇值得注意。万历以后,通俗小说创作呈现出繁盛的态势。通俗小说往往具有题材平民化、语言通俗化、情节生动化等特点,受到下层民众的广泛欢迎,于是有些剧作家往往取材通俗小说进行创作。李渔曾云:“稗官为传奇蓝本。”近人孙楷第也曾指出:“传播既广,知之者众。乃至名公才子,亦谱其事为剧本矣。”通俗小说对传奇的影响与渗透,不仅表现在为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间化的题材,也表现在为传奇作品人物平民化、语言通俗化等方面的改进提供了借鉴。晚明苏州剧坛上,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部分话本、拟话本为剧作题材来源的剧作较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部取材于《水浒》的剧作: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和李素甫的《元宵闹》。这些剧作除了许自昌《水浒记》个别处语言典雅、不合人物身份外,其他剧作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政治时事剧的再度出现是晚明剧坛的一大亮点。以传奇反映政治时事的重大题材,最早见于王世贞《鸣凤记》。该剧问世之后,政治时事剧并没有形成创作风气。但是到天启、崇祯年间,时事新剧大量出现,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潮流。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载:“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据统计,从天启年间到清代顺治年间的时事剧,仅可考知本事的传奇作品就有约42种,流传后世者仅8种,其中有苏州剧作家朱葵心《回春记》、李玉《清忠谱》、《两须眉》、《万民安》。另有反映苏州市民斗争的《蕉扇记》,一说为张献翼作,作者因此被人杀害。这些时事剧在内容上以揭露和批判严嵩、魏忠贤阉党、逆臣,讥刺豪强乡绅,反映市民斗争为主,大胆、及时、直接地反映政治黑幕,关注现实,关切人生,表现了作者以传奇干预现实的坚定立场。时事剧作家把当时的政治斗争与传奇创作紧密结合,将之搬上戏剧舞台,多是有感而作。因此,时事剧的出现,是剧作家关切现实、干预政治、忧怀民生的一种表现。这反映了剧作家在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危机不断激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能够摆脱才子佳人剧远离生活、疏离民众的弊端,发扬古代作家“发愤著述”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戏剧干预生活、干预政治的优良品质。从才子佳人的旖旎风情,到明末清初的易代风云,从游学宴赏、吟诗唱和、思念离别,到血腥杀戮、起义暴动、慷慨悲歌,时事剧以其迥异于其他类型剧作的强烈的时代感、现实性、重大性,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苏州剧坛在此方面的变动与成就无疑更为显著。
晚明苏州剧坛上剧作取材的转变,既是剧作家兴趣的转移、题材的开拓,更是一种戏剧观念和思维视角的转变。这反映了明中叶后随着文化权力的下移,市民文化需求的扩大,通俗文艺形式的繁荣,职业戏班演剧的活跃,剧作家必须面对市民百姓,面向现实生活,为满足舞台演出的需要而实现创作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从戏剧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标志着戏剧创作重心由作家本位向观众本位的下移,和戏剧艺术向民间性、平民性本体特征回归的趋向。
应当指出的是,明中叶以来传奇创作上所出现的创作变动,在吕天成《曲品》中已有所反映。在《曲品》中,吕天成不仅在综括剧坛流派与风格现象时表现出了对于剧作题材的重视,而且在对传奇作品的评论中也表现出了对题材的格外关注。他在对嘉靖之前的旧传奇进行总结时说:“国初名流,曲识甚高,……赏其绝技,则描画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风,则凑拍常语,易晓易闻。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不寻宫数调,而自解其}叟;不就拍选声,而自鸣其籁。质朴而不以为俚,肤浅而不以为疏。商彝、周鼎,古色照人;玄酒、太羹,真味沁齿。先辈巨公,多能讽咏;吴下俳优,尤喜掇串。”在吕天成看来,旧传奇以其题材的切近世俗,语言的通俗肤浅,音律的自由灵活,格调的古雅朴质,深受民间艺人和普通百姓的喜爱。这里吕天成把描画世情作为旧传奇的首选要素来认识,可以看出他对于传奇作品的题材已是相当重视,表现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地。进而在对传奇作品评介时,他的首要标准也是题材。这一点从他转引其舅祖孙月峰的“南剧十要”作为品评传奇的标准中可以看出。“凡南剧,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出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他肯定了“事佳”处于“十要”第一的位置,并不是偶然的。作为沈璟的私淑弟子,吕天成对沈璟“尊信之极,不负相知”,沈璟及吴江派成员在创作题材上的改进与突破对吕天成的戏剧观念不无影响。后来吕天成“最服膺词隐,改辄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昚,不少假借”,成为吴江派中的重要一员。《曲品》中所体现出的题材第一的观念,标志着万历中期以后戏剧理论界对传奇艺术的认识不断深入,也可以看作是晚明苏州剧坛的创作变动在戏剧理论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