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明确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只有唐宋派、桐城派和湘乡派。数量虽少,但影响比较大。其他流派,疏离倾向明显。它们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或疏离,受到明清思想文化新变和韩文艺术传统儒家思想属性的影响。接受或疏离,主要表现在对待韩文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态度上。而无论接受或疏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接受中有疏离,疏离中有接受。
 
【关键词】 韩文;艺术传统;接受;疏离

　　北宋士人评价韩愈,多是道、文兼论,不要说从柳开到石介,因学韩文而盛推其道,以至重道轻文,弃文就道,显出由做古文家转而为思想家的倾向。就是欧阳修和苏轼,虽然多从继承韩文艺术传统的角度学习韩愈,但对韩文所传之道也不一概否定,特别是苏轼,还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韩愈之文之道作了盖棺论定式的评价。这一评价,实则反映出北宋一般文士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一大特点,即道、文兼取。到了南宋,情况就不同了。随着理学勃兴,文土、特别是受理学影响至深的文士,其思维方式越来越精密,对问题的辨析越来越精细,对韩文所论之道,便有粗疏、浅薄以至谬误一类的评语。自朱熹说韩愈“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或言其“用力处”,“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后来者多视其为擅长作文之道的“文人”。与此相关,南宋以后学者接受韩文的期待视野,其重点便转到了韩文的艺术传统上,特别关注的是韩文的艺术风格、修辞策略、语词特色以及文章的顺逆、开合、转承、伸缩等方面的法度、技巧。简言之,就是接受韩文之妙和韩愈创造其妙的艺术经验。这一特点,也表现在明清散文流派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大致说来,明清散文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态度有二,一是接受,一是疏离。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或接受中有疏离,或疏离中有接受。本文即以几个重要流派为例,略道其接受、疏离之大概。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本文论及的流派主要是明代的台阁派、秦汉派、独立派、唐宋派、公安派以及清代的桐城派、湘乡派。在这几大流派中,明确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只有唐宋派、桐城派和湘乡派,数量虽少,但影响比较大。其他流派,疏离倾向明显。由于各派基本文学主张有异,其疏离处也不尽相同。这里就从取疏离态度的流派谈起。
　　先说台阁派。台阁派出现之前,明初文士对韩文艺术传统多持肯定态度,有的肯定其本于儒道的艺术精神,有的肯定其雄健奇崛的艺术风格,有的肯定其巧于构思的思维方式,有的肯定其行文的章法、句法、字法,也有对几者都作肯定的。由于文学接受是以价值肯定为前提的,因而明初文士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也显出着眼于韩文艺术层面者居多的特点。方孝孺(1357-1402)就说:“唐之士,最以文为法于后世者,惟韩退之。”
　　明初文士着眼于艺术层面接受韩文,与他们对韩文艺术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有关。首先,他们是把韩愈作为儒家散文发展的杰出代表看待的,而视韩文为显示儒家散文艺术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所谓“韩文所以高于诸子者,以约六经之旨而为之也”。他们将韩愈视为儒家散文发展的代表性作家,必然会论及他以文明道的意义,以至说:“唐之韩子,乃孟子以后绝无仅有之大儒。”。当然,从文道合一角度作论的是多数,如宋濂崇尚理学,故将韩、欧与周、程、张、朱等理学家并列,将他们都说成是继孟轲以后出现的儒家散文大家。尽管如此,他对韩文的肯定,说立言者不可“背而弃之”,是有鉴于韩文对孟子文风的承传,却是没有疑问的。而在《文原》中,他更将孟子、韩愈、欧阳修直接立为儒家散文作者的典范,认为作载道之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文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确邪蹊耳,胡可行哉。”宋濂此说在明初很有代表性,贝琼也说:“孟子没千余年而得韩子,韩子没二百年而得公(欧阳子),……故为学者所宗,虽有负奇好胜,欲进于先秦、两汉者,亦无以过之矣。”
　　贝琼将韩愈置于六经→孟轲→韩愈→欧阳子→这一儒家散文发展史的主轴,据以强调为文当“求其至”,与宋濂说法相近。其实,早在北宋,苏洵已将韩文和孟轲、欧阳修之文并论,只是没有明确说明孟、韩、欧阳同为儒家散文艺术大师,也没有师法三家之文以弘扬儒家散文艺术传统的意思,而明初文士将韩文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重振儒家散文所作的贡献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强调为文以韩文为宗。
　　其次,是将韩愈作为唐宋古文作家的代表人物看待的。从南宋开始,文士们已在总结唐宋(北宋)古文创作经验,认识到唐宋古文发展有一脉络相通的传统,有一个维系传统的作家群,并把这一作家群的核心人物确定为韩、柳、欧、苏等人。明初文士视韩愈为唐宋古文大家之一、视韩文为唐宋古文之一体的观念即承此而来。王袆说:“昔在唐、宋,韩、欧之出,实当其盛时。时则刘、柳、苏、曾相承并起,有以耸当世文治之巍巍。及其既没,文章遂卑。”
　　此与方孝孺所谓“唐之韩愈、柳子厚,宋之欧阳修、苏轼、曾巩,其辞似可谓之达矣”(《与舒君》),都是置韩于唐宋古文作家群中作论。更多的是置韩于唐代古文家中作论。如叶子奇说“唐以诗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韩”。其他如宋濂、方孝孺、、苏伯衡、王袆等人,凡历数三代以来古文家,言及唐代人物必以韩愈为其中之一。显然,把韩愈作为唐宋众多古文家中的大家看待,和将他作为整个儒家散文史上的代表人物看待,其思路是相通的,因为说到底,唐宋古文的艺术精神本来就是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将韩愈置于特殊作家群体之中来体认其价值,就一定会在把握韩文与诸家古文共性的同时,也会充分了解韩文艺术传统的独到处,以避免接受或疏离韩文艺术传统的盲目性。事实上,明初帝王和馆阁文臣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都是着眼于它的独“有其体”,“成一家之言”。如明太祖朱元璋以韩愈、柳宗元之表颁为天下式,成祖朱棣要求臣下为文必驱班、马、韩、欧之间,而“国初刘基、宋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与方希直皆称名家”。都显现出尚韩而取韩文艺术传统某一特色为用的特点。所取特色可能是韩文的“古健”,韩文的“奇”,韩文的“达”,也可能是韩愈如何养气而“以文章妙天下”的经验。而随着综合取用儒家散文大师或唐宋古文大家创作经验的深入,韩文艺术传统的个性特征进一步彰显出来,并为文士们所熟知。这一传统的特征,除上面说到的以外,重要的还有对群体利益和个人命运的极度关心,艺术精神的本于儒学,艺术风格的刚健雄奇,艺术构思的别出心裁,表现形式的精巧、怪奇,章法的不循常格,用语的词必己出,行文的多变化,惟求其是,总能做到气盛言宜。这些特征,自为明代文士所熟知,所以当明代散文流派相继出现时,其领袖人物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或疏离,是一种十分自觉的行为。

台阁派形成于馆阁。馆阁文化是一种以君王为核心,以传统儒学和理学为思想基础,为满足现实社会政治需要服务的实用文化。馆阁文风产生于这种文化土壤,自有与之相应的特点。就散文言,维护皇权、体现国家意志、映现盛世气象、表现群体意识,应为其内容、功用方面的基本要求。而行文则务必谨守法度,所谓“馆阁,文章之府也。其职专,故其体裁辨,其制严,故不敢自放于规律、绳墨之外以炫其奇”。而馆阁文士包括殿阁大学士在内的众多翰林院官员多对君王怀有疑畏心理。可以说,馆阁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了馆阁文士趋于平和、柔顺、恭慎的文化心态。这样,台阁重臣所提倡的台阁散文,其审美特点就主要表现为典则、正大而舂容、详赡,步骤谨严而雍容、和雅,宛转、抑扬而平易、通达。台阁文士大都拒绝刚健、雄肆、奇峭、峻直的文风。加上当朝君主仁宗朱高炽特别欣赏欧阳修古文的雍容、醇厚气象,尤爱其谏疏的明白、切直,并且命令将欧阳修文集校正重刻以传,凡廷臣知文者皆赐一部。于是接受欧文艺术传统成为台阁派接受唐宋古文的单一取向。“馆阁文字自士奇以来,皆宗欧阳体也”。既如此,台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自取疏离态度。疏离不等于否定,台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的疏离,主要是就韩文风格而言。对韩文本于儒学的艺术精神,以及韩文所显出的人格精神都是愿意学习的,杨士奇就说过:“士多读韩文公……,要皆本其立朝大节,炳炳焉有以振发人心者也。”
　　再说秦汉派。秦汉派虽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但其散文复古主张基本相同,即“文必秦汉”,弃唐宋而不为,前七子中,李梦阳对唐宗古文完全持否定态度,“劝人勿读唐以后文”。从其《刻战国策序》、《刻贾子序》、《陈思王集序》对《国策》、贾谊散文和曹植诗文审美特征、艺术特色的概括,可知其为文复古标的所在。在前七子中,康海散文创作成就最高,曾为王九思等人修改文章。李开先说:“李空同、康对山相继上京,厌一时诗文之弊,相与讲订考证,文非秦汉不以入于目,……唐文以下无取焉。”可见文必秦汉,也是康海散文复古的基本之张。不过,李梦阳倡导文必秦汉,为文亦“酷仿左氏、司马”。康海则一方面说“文必先秦两汉”,“文不如先秦不可以方古”,同时又“喜唐宋韩、苏诸作,尤喜苏洵《嘉祐集》”。史载康海除在馆阁就倡导先秦两汉之文,其“在史馆三年,凡著作必宗经而子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巧,以秦汉为伯仲”。似乎他的喜韩,只是偶尔兼习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康海提倡先秦两汉之文以革台阁文风之弊和韩愈欲惩唐文之弊,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作一联想,将康海古文主张和韩愈所持观点作一对比,我们会发现,康海的散文复古论和韩愈的散文复古论实有不少相似处。换言之,康海在倡导文必秦汉时,是有限度地接受了韩文艺术传统的某些内涵的。但这并不足以推翻他对唐文的否定,更不能改变秦汉派前期人物对韩文艺术传统的基本态度。前七子中明确否定韩文艺术传统的是何景明。其名言为“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人之法亡于韩”。这几句话,不但是为秦汉派不学韩文,也是为他们不学唐以后文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在他看来,“诗文有不可易之法”,学古人之文,当然要学古人之文的不可易之法,韩愈虽学古圣贤人,却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的是“能自树立,不因循”,实已“易”古人之法为韩文之法。那接受韩文艺术传统,自然不能学得“古文之法”,故韩愈以下皆不可学。客观地说,何景明说“古文之法亡于韩”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韩文之法确实不同于“古文之法”。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如果从创新的角度看,韩愈能在得“古文之法”要领的基础上自出变化,另创新法,当然应该肯定。如果认为“古文之法”“不可易”,那韩文自在摒弃之列。可惜何氏论从后出,终使此段“名言”和李梦阳说的“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一起成了秦汉派唾弃唐宋古文堂而皇之的理由。
　　李攀龙、王世贞是秦汉派中后七子的领袖,二人的散文复古论与李梦阳、康海的基本主张一致,都认为“文自两京,……俱无足观”。王世贞前期、后期都说过一些肯定韩文的话,但前期所说实是从文必秦汉角度立论,如谓“退之《海神庙碑》犹有相如之意,《毛颖传》尚规子长之法”,又论韩常与论唐宋古文大家并言,如谓“文至于隋唐而靡极矣,韩、柳振之,日敛华而实也。至于五代而冗极矣,欧、苏振之,日化腐而新也。而总的认识并未超出“唐之文庸”、“宋之文陋”的总体看法。王世贞后期对唐宋古文艺术价值多有肯定,说韩愈“谓之文士,则西京而下,故当以牛耳归之”。又谓“昌黎于碑志极有力,是兼东西京而特出之”。但对韩文艺术传统并无过高的评价,更无为文尊韩学韩的意向。可以说,从李梦阳到王世贞,秦汉派对韩文艺术传统基本上是排斥的,这种排斥主要是由他们对西汉以后散文的全盘否定带来的。
　　最后说独立派和公安派。所谓独立派是陈柱先生提出来的,指的是明代中期的陈白沙和王阳明。陈、王都是明代著名的心学家,文才极高。纪昀对陈以“豪杰之士”相许。韩国古代文论家盛赞王文,言“明三百年作家辈出,而绝无个好文章,惟王阳明当属第一”称他们为独立派,是因为二人为文本来无派可言,论文则强调心为本源,以我为主,独立意识极强。和所有一心向学的理学家一样,陈、王对专心学文是反对的,如王阳明就认为“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往往把学文和心性修养对立起来,所谓“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只从孝弟学尧舜,莫把辞章学韩柳”。陈白沙一生绝意著述,虽然作了不少诗、文,也曾用“古人文字”作衡量今人文字的标准,终无提倡为文独宗某家之意。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陈、王都是古代散文修养极好的学者,专心治学以前都对唐宋以前的古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像王阳明早年还曾与李梦阳等人一道倡言文必秦汉,只是后来一心向学,文学观念大变,才与彼等主张大异。从二人文风来看,陈是兼取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众家之长而融合为一,王主要得于唐宋诸大家之妙而自成一家,前人即谓“其在唐宋八家中,兼有韩之豪、柳之峭、苏之达、王之横,绝不依傍古人,而自逼古人”(李祖陶语)。有人说他属于韩、欧一类,言其“词类老苏而理伏于韩”(归有光语)。总之,陈、王为文受到过韩愈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他们在广泛吸收唐宋大家长处为我所用时产生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接受或疏离来概括他们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态度。一定要用,只能说是有所接受(艺术表现技巧),有所疏离(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

　　公安派是受王学左派后学狂放精神激励而形成的文学流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其诗文创作的基本主张。他们由反对文学拟古而走向反对任何名目的文学复古行为,自不赞成秦汉派、唐宋派的复古主张。更谈不上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但研究公安派和唐宋散文的关系,有一点要注意到,即从一开始,袁宗道就崇尚白(居易)、苏(轼),后来袁宏道入京担任教职,既“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之文”,又批点韩、柳、欧、苏四大家文集,最为倾心的仍是欧、苏,特别是苏轼的诗、文,于韩少有称许。因此,说公安派自始至终对韩文艺术传统采取疏离态度,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