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面的评述和注释里也看得出，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六《韩隐君诗序》，是用韩愈《登封县尉卢殷墓志》里的话。韩愈那句话在宋代非常传诵，例如强幼安《唐子西文录》里“凡作诗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用”条，文珦《潜山集》卷三《哭李雪林》、卷五《周草窗吟稿号“蜡屐”为赋古诗》等。），后人直率的解释是：“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 （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评苏轼、黄庭坚。）
宋代诗人的现实感虽然没有完全沉没在文山字海里，但是有时也已经像李逵假洑水，探头探脑的挣扎。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据说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人文主义作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词藻，虽然接触到事物，心目间并没有事物的印象，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德·桑克谛斯(F．De Sanctis)《意大利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1962年版第1册，第342页。）。我们古代的批评家也指出相同的现象：“人于顺逆境遇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及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 （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这是讲明代的“七子”，宋诗的病情还远不至于那么沉重，不过它的病象已经显明。譬如南宋有个师法陶潜的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四《小轩闲题》第二首：《渊明吾之师》，卷五《次韵令德答天启》：“我师陶靖节。”），他在旅行诗里就说：“渊明已黄壤，诗语馀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 （《默堂先生文集》卷五《越州道中杂诗》第八首）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敏感只造成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同时也会变为对文艺作品的幻觉，因为它一方面目不转睛，只注视着陶潜，在陶潜诗境以外的东西都领略不到，而另一方面可以白书见鬼，影响附会，在陶潜的诗里看出陶潜本人梦想不到的东西。这在文艺鉴赏里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再举一首写景的宋代小诗为例。沈约说古人写景的“茂制”“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钟嵘也说古人写景的“胜句”“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我们且看那首诗是否这样。四川有个诗人叫史尧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天资踔绝”，有同乡前辈苏轼的“遗风”；他作过一首《湖上》七绝：“浪汹涛翻忽渺漫，须臾风定见平宽；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 （《莲峰集》卷二）这首诗颇有气魄，第三第四两句表示他要写旁人未写的景象，意思很好，用的比喻尤其新奇，使人联想起“捕捉形象的猎人”那个有名的称号（《小红萝菔须》作者勒那(Jules Renard)在《博物小志》(Histoires Na． turelles)里自称的话，见贝尔诺亚(F．Bernouard)版本，第3页。）。可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就发现史尧弼只是说得好听。他说自己赤手空拳，其实两双手都拿着向古人借来的武器，那条长蛇也是古人弄熟的、养家的一条烂草绳似的爬虫。苏轼《郭熙(秋山平远)》第一首说过：“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 （《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九） 孙樵《舆王霖秀才书》形容卢仝、韩愈等的风格也说过：“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孙樵集》卷二）再研究下去，我们又发现原来孙樵也是顺手向韩愈和柳宗元借的本钱；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不是说过“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么? （《昌黎先生集》卷五）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不是也说过“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于之角，而力不得暇”么? （《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换句话说，孙樵和史尧弼都在那里旧货翻新，把巧妙的裁改拆补来代替艰苦的创造，都没有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发掘原料。
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本朝的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沧浪诗话》《诗辨》节）因此他说：“最忌古董，最忌衬贴。” （《沧浪诗话》《诗法》节）明人对宋诗的批评也逃不出这几句话，例如：“宋人之诗尤愚之所未解。……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 （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严羽看见了病征，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医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的“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沧浪诗话》《诗辨》节）。换句话说，他依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依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依傍了另一家门户。宋诗被人弃置勿道的时候，他这条路线不但没有长满了蔓草荒榛，却变成一条交通忙碌的马路。明代“复古”派不读唐以后书，反对宋诗，就都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他的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都不知不觉地应用了他们所鄙弃的宋人的方法，而且应用得比宋人呆板。西昆体是把李商隐“挦扯”得“衣服败敝”的（刘攽：《中山诗话》），江西派是讲“拆东补西裳作带”的；（任渊：《后山诗注》卷三《次韵〈西湖徙鱼〉》）明代有个笑话说，有人看见李梦阳的一首律诗，忽然“攒眉不乐”，旁人问他是何道理，他回答说：“你看老杜却被献吉辈剥剥殆尽!”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十八记谈田语：献吉就是李梦阳的表字。）“挦扯”、“拆补”、“剥剥”不是一件事儿么?又有人挖苦明代的“复古”派说：“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 （《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参看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二十二《题周栎园诗后》又《宋诗啜醨集》潘问奇自序论明七子。）这不是“资书以为诗”是什么?只是依赖的书数目又少、品质又庸俗罢了!宋诗是遭到排斥了，可是宋诗的习气依然存在，只变了个表现方式，仿佛鼻涕化而为痰，总之感冒并没有好。清代的“浙派”诗“无一字一句不自读书创获” （吴骞：《拜经楼诗话》卷四载汪师韩《跋厉樊榭诗》，那是《上湖分类文编》和《补钞》里没有收的。） 或者“同光体”诗把“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 （陈衍：《近代诗钞》第一册评祁寯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自己明说承袭了宋诗的传统；可是痛骂宋诗的朱彝尊在作品里一样的“贪多”炫博，丝毫没有学宋诗的嫌疑的吴伟业在师法白居易的歌行里也一样的獭祭典故，这些不也是旁证么?
韩愈虽然说“惟陈言之务去”，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昌黎先生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卷三十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参看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和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都反对“剽掠潜窃”，主张“陈言务去”。），但是他也说自己“窥陈编以盗窃”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进学解》；参看李冶《<敬斋古今黈>补遗》卷一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都是本领高妙的大盗。）；然虽然说“偷语最为钝贼”，“无处逃刑”，“偷意”也情不可原”，但是他也说“偷势才巧意精”，“从其漏网”（《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条）。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王若虚说黄庭坚所讲“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方法“特剽窃之黠者耳”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冯班也说这是“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 （《钝吟杂录》卷四）。反对宋诗的明代诗人看来同样的手脚不干不净：“徒手入市而欲百物为我有，不得不出于窃，瞎盛唐之谓也。” （《围炉诗话》卷六。参看焦竑《澹园集》卷十二《答友人论文》：“夫古以为贼，今以为程。”）文艺复兴时代的理论家也明目张胆的劝诗人向古典作品里去盗窃：“仔细的偷呀!”“青天白日之下做贼呀!”“抢了古人的东西来大家分赃呀!”还说： “我把东西偷到手，洋洋得意，一点不害羞。” （维达(Marco Girolamo Vide)(1480—1566)《诗学》(De Arte Poetica)卷三，据匹特(Christopher Pitt)英译本，见恰末士(A．Chalmers)辑《英国诗人总汇》(English Poets)第19册，第647页。这是16、17世纪流传极广的理论，马利诺(G．B．Marino)指示作诗三法：翻译、模仿和盗窃——费莱罗(G．c．Ferrero)编《马利诺及其同派诗人选集》(Marino ei Marinisti)，第26—30页。后世的古典主义作家也保持类似的看法，例如蒲伯(AlexanderPope)的《与渥而许(w． Walsh)书》——休朋(G．Sherburn)辑《蒲伯书信集》(Correspondence)第1册，第19--20页，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为抄袭辩议》(Apologie Pour le Plagiat)——《文学生活》(La Vie itt6rarie)第4册，第158—160页。）撇下了“惟一的源泉”把“继承和借鉴”去“替代自己的创造”，就非弄到这样收场不可。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还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三
上面的话也说明了我们去取的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矇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 （ 隆观易：《宁灵销食录》卷四评陆游诗；这句话对陆游太苛刻，但是指出了旧诗词里那种现象。）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有时心肠软了，有时眼睛花了，以至违背这些标准，一定犯了或缺或滥的错误。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
《全唐诗》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也许可以举两个跟宋人著作有关的例：《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哥舒翰》条引“亁□子”、又钱易《南部新书》卷庚所载《北斗七星高》那首绝句跟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五言卷二十所载《西鄙哥舒歌》有一半完全不同，《全唐诗》只收了洪迈搜采的那一首；程俱《北山小集》卷九《九日写怀》明明只借用了高适一句，《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重阳》门引了半首也注出是程俱的作品，《后村千家诗》卷四错把它当高适的诗，自明以来直到《全唐诗》沿袭了这个错误。），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者以极大的便利。选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宋人别集里的情形比唐人别集里的来得混乱，张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下面接触到若干例子，随时指出。不妨在这里从大作家的诗集里举一个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一有一首《竹里》绝句：“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李壁在注解里引了贺铸《题定林寺》诗：“破冰泉脉漱篱根，坏衲犹疑挂树猿；蜡屐旧痕寻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还说王安石“见之大称赏”，因此贺铸“知名”，《竹里》这首诗“颇亦似之”。评点这部注本的刘辰翁和补正这部注本的姚范、沈钦韩等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知道李壁上了人家的当（李壁的话完全出于《王直方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有王直方的那一节。）。这首《竹里》其实不是王安石所作，而是僧显忠的诗，经王安石写在墙上的（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又何豀汶《竹庄诗话》卷二十一引《洪驹父诗话》，《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五《隐逸》门。王安石只把这个意思写入《渔家傲》词里：“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临川文集》卷三十七)。附带可以提起，《全唐诗》把《竹里》误收入李涉的诗里。）；其次，贺铸作《定林寺》诗的时候，王安石已死，贺铸也早在三年前哀悼过他了（《庆湖遗老集》卷六《寓泊金陵寻王荆公陈迹》(自注《戊辰三月赋》)：“可须樽酒平生约，长望西州泪满巾”；《(庆湖遗老集)拾遗》《重游钟山定林寺》(自注：《辛未正月金陵赋》）。王安石的诗集是有好些人在上面花过功夫的，还不免这样，其他就可以推想。清代那位细心而短命的学者劳格曾经把少数宋人别集刊误补遗（《读书杂识》卷十二），尽管他偏重在散文方面，也总是为这桩艰辛密致的校订工作很审慎的开了个头，现在只要有人去接他的手。
有两部比较流行的书似乎这里非讲一下不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和厉鹗等的《宋诗纪事》。这两部书规模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时候，心里得作几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据说是吃了钞手偷懒的亏，他“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钞之；吏钞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参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钞手太卖力气的亏，是向人家借了书来选的，因为这些不是自己的书，他“不着笔，又不用签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于掐痕侵他幅，亦并钞，牧翁不复省视。” （阎若璩：《潜邱劄记》卷四上。在书本上掐指甲痕，以为这样可以有痕无迹，看来是明代流行的习惯，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讲起过。）在《宋诗钞》的誊写过程里是否发生这类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它一般都从前面的部分抄得多，从后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钞了刘克庄《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钞。老去才退诚然是文学史上的普通现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但是《宋诗钞》在“凡例”里就声明“宽以存之”，对一个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滥，所以那种前详后略的钞选不会包含什么批判。其次，它的许多“小序”也引人误会，例如开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说得仿佛他不是在西崑体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钞选的诗里还偶然制造了混淆，例如把张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钞在苏舜钦名下，题目改为《田家词》。管庭芬的《〈宋诗钞〉补》直接从有些别集里采取了作品，但是时常暗暗把《宋诗纪事》和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来凑数。例如《〈南阳集〉补钞》出于《宋诗纪事》卷十七，《<玉楮集)钞》完全根据《宋百家诗存》卷十二。至于《宋诗纪事》呢，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著作。有些书籍它没有采用到，有些书籍它采用得没有彻底，有些书籍它说采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这许多都不必说。有两点是该讲的：第一，开错了书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称引尤袤诗句的《诚斋诗话》误作《后村诗话》，害得《常州先哲遗书》里的《〈梁溪集〉补遗》以讹传讹；第二，删改原诗，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别从《宋文鉴》里引了孙僅《勘书》诗和潘大临《春日书怀》诗，但是我们寻出《宋文鉴》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这两首诗来一对，发现《宋诗纪事》所载各个短了两联。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是部错误百出的书，把唐代王绩(改名王阗)和张碧的诗补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国麻革的诗补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归》就是《宋诗纪事》卷二的王嗣宗“题关右寺壁”，卷三十一张袁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四十六张表臣的诗，卷五十六危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诗，诸如此类大约都属于作者自夸的补漏百余家里面的（《仪顾堂题跋》卷十三《(宋诗纪事)跋》。）。虽然这样，它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诗人的事迹考里，有位大批评家说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过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莱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见彼得森(J．Petersen)与欧尔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编《莱辛集》第13册，第396页，参看泼朗脱尔(Call Prantl)的经典著作《逻辑学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册序文，第3页。）。我们未必可以轻心大意，完全信任吴之振、厉鹗等人的正确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们看过的书。不过，没有他们的著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我也愉快地向几位师友致谢。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诸位同志的不厌麻烦的帮助，我在书籍的参考里就会更加疏漏。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言轻意重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