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特点是论从史出，常有新见。如对蔡琏这位原本是“中州文派”的代表作家，该著却将他列为海陵王完颜亮时期的一位重要词人，其依据是：一、海陵朝是他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二、由于时代气氛及个人年龄的原因，他那些豪情四溢的作品主要创作于海陵时期；三、他现存的唯一一首词肯定作于海陵时期。故此，本书作者并未按传统观点将其列于“中州文派”活跃于定坛的大定时期来论述。再如对历代史学家称为“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丽嚣过之”(赵翼《廿二史札记》)，“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之主以海陵为首”(《金史 .海陵纪.赞》)的完颜亮，该著作者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指出：“完颜亮其人，从个体的人的角度看有不少恶行，而从一个皇帝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开拓型君主”，“是一位一心向慕先进文明的女真霸主”，并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完颜亮卓异不凡的词作，指出其词风“呈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气象，为中华词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而这样一种词风，置于中国词史的坐标系中来考查，“横向地比较，只有陈亮、刘过的少数几篇词作差可比肩；纵向地比较，也许只有20世纪的伟人毛泽东的词作，其浑厚壮阔的博大气势才有以过之。”诸如此类，都是十分大胆而又不无见地的论断。

    总之，这是一部锐意开拓创新的学术专著。当然，由于资料欠缺等原因，这部书稿自然也会有其不足之处，如对一些作品作年的判定，似乎还可商榷；又如将蔡松年编于海陵王完颜亮时期，也还可以再斟酌，因为蔡松年与上编重点论述的词人字文虚中、吴激一样，都是由宋入金的文人，而且吴蔡二人古来并称，其词作当时就被人称为“吴蔡体”。然而，无论如何，这部著作的学术吏的意义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