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轼与其弟子黄庭坚等人一起，将宋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形成了在风格的独特性和做诗技巧方面足以与唐诗相颉颃的宋诗，也引出了后人有关唐宋诗优劣论、苏黄诗优劣论等一系列文学公案。本文对宋以来有关苏、黄齐名并称与苏、黄优劣论的一系列相关言论作了重新考察，确立了苏、黄并称出现的时间，分析了有关苏、黄优劣论的四种类型，认为这一争论多源于对诗歌发展道路的认同差异。

【关键词】 宋诗,苏黄,苏黄优劣论

Abstract:Su Dongpo, together with his students including Huang Tingjia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Dynasty’s poets to a new stage, and eventually formed the best Song poets, whose unique stylistics and writing technique were in fact as good as that of the Tang Dynasty’s poets. This fact resulted in serial arguments by later scholars on whether Tang or Song poets were better, on whether Su Dongpo or Huang Tingjian’s poets are better, etc.

This paper has re-examined all relevant views appeared after the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the time of when Su Dongpo and Huang Tingjian’s names began to be called together is determined. The paper has also analyzed each of the four types of views on the superior between Su or Huang’s poets.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is argument by its nature wa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poets’ development routes.  

Keywords: the Song Dynasty’s Poets; Su Dong Po and Huang Tingjian, whether Su’s or Huang’s poets are better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经常把风格相近，或地位相当的文人放在一起称呼，如唐之李杜、韩柳、元白等等。但是，世上既然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两个人在创作风格、特色、成就等方面完全相同，所谓某人与他人齐名并称，仅指其主要方面而言，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相似之处。人们将两个文坛名家放在一起，本身即是对他们做了一番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可以是相同或相近之处，也可以是相异和不同之处。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果自然大有区别。

在宋代诗歌史上，苏轼、黄庭坚的成就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苏、黄”齐名并称为大多数诗人、学者所公认。胡仔云：“元祐文章，世称苏黄。”[①]黄庭坚自元丰二年与苏轼通信，表达仰慕之意，正式成为苏门弟子之后，二人之间一直唱和不断。尤其是元祐年间，苏、黄二人与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同在汴京任职，师友唱和次韵之风愈加炽烈，有时一韵而追和数次，苏轼与弟子之间争相夸耀诗歌技巧，将诗歌发展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在风格和作诗技巧方面足以与唐诗相颉颃媲美的宋诗。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成就，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总体文学成就方面虽然不及其师，唯独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被部分后学视为足堪与苏轼媲美，而并称“苏、黄”，甚至认为黄诗的成就超过苏诗。所以，自宋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然则苏、黄之诗孰优孰劣？这场论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如何？以笔者有限的见闻，尚未见到学界同仁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故不揣谫陋，稍加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一、关于苏黄齐名并称的由来

黄庭坚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这种说法究竟起于何时，是黄庭坚门弟子拔高其师的片面之辞还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说法？这是探讨苏黄优劣之说时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宋代有关文献中苏黄并称的例证很多，例如：

元祐中，眉山苏公号文章伯，当是时，公与高邮秦少游、宛丘张文潜、济源晁无咎皆游其门，以文相高，号四学士。……晚节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苏公，谓之“苏黄”。

———无名氏《豫章先生传》

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

——惠洪《悼山谷五首》之一

元祐末，有苏、黄之称。渐不平之，或曰苏公自有芍药之评，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嵩山晁说之题。”

——晁说之《题黄鲁直新柑帖》

山谷老人自丱角能诗，……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        

——吴坰《五总志》

初，苏文忠公见公诗于孙公觉座上，后过李公常于济南，读公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由是声名大振，世以苏、黄并称。

——陈纬《太常寺议谥》

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

———王偁《山谷传》

在这些记述苏黄齐名并称的文献中，无名氏《豫章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应该最早。传中有“今上登极，复宣德郎”之语，则是该文作于宋徽宗时期，距黄庭坚之卒不久。据该《传》记载，“苏黄”一词的出现是在黄庭坚晚年，但是“晚年”这个词汇很难确指。作于靖康元年的晁说之《题黄鲁直新柑帖》在写作时间上应与《豫章先生传》相伯仲，其对“苏黄”这一名词出现的时间表述为“元祐末”，时间相对比较确定。惠洪在诗中直接以“苏黄”并称，此诗应作于黄庭坚去世不久。吴坰《五总志》、陈纬《太常寺议谥》和王偁在《东都事略》中的记述均过于宽泛，难以确指。《太常寺议谥》作于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其对有关史实的论定当是根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做出的。

根据上述材料，“苏、黄”齐名并称的记述以晁说之所记较为具体可靠。晁说之与苏东坡、黄山谷为同时代人，与苏、黄均有交往，其有关言辞理应可靠。这一记载的可信性还可以通过同时人周行己《寄鲁直学士》一诗得到旁证，周氏诗云：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籍甚传清都。……幸有得者黄与苏，谁复跼蹐如辕驹。[②]

按周氏为元祐六年进士，诗题称黄庭坚为学士，则该诗当作于元祐年间或元祐以后。黄庭坚于元祐七年正月护母丧回江西，周氏诗中言“我公江南独继步”，似当时黄庭坚在家乡守丧，否则不应提及江南，而且元祐元年至元祐六年以前黄庭坚一直在京城为官，也不用寄往江南。由此，周氏此诗应作于元祐七年以后。又按绍圣元年黄庭坚被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苏轼落职知英州。然周氏此诗中丝毫没有涉及苏轼和黄庭坚被贬之事，说明此诗写作当在绍圣以前。所以，周氏此诗只能写于元祐七年或元祐八年。诗中以黄继苏、以黄配苏的意图十分明显。这说明，以黄配苏、苏黄齐名并称这种提法至迟在元祐七年或元祐八年左右就已经出现。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自此，京城附近的学子喜好聚集在黄庭坚周围，黄氏俨然成为诗坛领袖。所以，元祐后期出现苏黄并称的现象在理论上也言之成理。

苏黄齐名并称这一说法出现的时间既已大致确定，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那些倡导以黄配苏，苏黄齐名的人物身份。就上述材料而言，《豫章先生传》似应出自黄氏家族人之手，晁说之并未说出此种并称出自何人，但其本人则对以黄配苏颇不以为然。陈纬所撰《太常寺议谥》说“世以苏黄并称”，也未指明这种言辞的来源。只有王偁《东都事略》明言“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所谓江西君子虽然不一定确指江西诗派中人，但一定会包括江西诗派众成员。问题在于，第一，苏黄并称出现于元祐后期，此时吕本中并未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亦即一般意义上的江西诗派还没有出现，自然也就谈不上江西诗派中人提出以黄配苏是出于宗派自高身份的考虑。又周行己为永嘉（今属浙江）人，并不在江西诸君子之列。

元人作《宋史》，对苏黄并称有一总结性说法，《宋史》黄庭坚本传云：“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除江西诸君子外，又加上蜀人，大概是因为黄庭坚被贬在黔戎一带长达数年之久，川中士子多从其游，黄庭坚对蜀中风物亦颇多感情，而苏东坡本为蜀人，蜀中士人对东坡更是崇敬有加。他们把这两名与川蜀渊源很深的文化巨人放在一起，合称“苏黄”，实在并不令人惊讶。《宋史》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这种记述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苏黄二人在当时诗坛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黄配苏，并称苏黄，是元祐后期比较普遍的行为，而并非江西诗社中黄庭坚的后学弟子出于宗派考虑、自高身份的门户之见。

二 苏、黄诗歌优劣论的具体内容评析

    关于苏、黄二人的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苏黄二人之间诗歌成就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到宋代诗歌发展的诸多方面，像诗歌的风格问题、流派问题、宋诗的特点问题、唐宋诗优劣问题，文学的创新与继承问题等等无不与这一问题有关。这是因为，苏黄诗歌优劣论的提出首先源于二者在艺术风格上所具有的比较明显的差异。黄庭坚又被视为江西诗派宗主，因而也涉及到文学流派的产生、渊源与是非的评价问题。但是，苏、黄之诗在具体风格方面容有不同，但若与唐诗相比，其共性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又使得部分评论家对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大加挞伐，这就涉及到唐宋诗优劣之争问题。由此而言，这种种争议绝非仅仅是苏东坡和黄山谷二人的诗歌谁更优秀一些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的资料很多，众多学者的言辞也颇为杂乱，具有真知灼见者固然不少，人云亦云者亦不鲜见。粗略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苏、黄并重者

    宋人继唐人之后，必然地以步武唐诗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苏黄之前，宋诗难以完全摆脱唐诗的笼罩，苏黄登上诗坛以后，诗歌发展的局面为之大变，苏黄成为唐宋诗转变的关键人物。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如双峰并峙，日月争辉，既体现了风格、体貌的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的创作倾向，又共同作为北宋诗歌的最高典范影响后世，余波所及，非止一代。所以，自宋以来，苏黄并重，将苏黄共同视为宋诗的顶峰而加以学习的诗人和评论家大有人在。

在这些推崇苏黄的人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诗派中人。如韩驹，早年曾从苏轼学，苏辙赞美其诗似储光羲，与徐俯游，遂受知于黄山谷，黄称其超轶绝尘。吕本中将其纳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尽管韩驹似有不乐意入派之意，但据现存韩驹的诗歌来看，其受黄庭坚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又如陈师道自遇到黄庭坚后，“尽焚其稿而学焉”，成为黄门弟子，但他与苏轼也有很深的渊源，在理论上也可以算作苏门弟子，并被后人纳入苏门六君子。这些与苏黄都有很深渊源的人在评价苏黄二人的诗歌成就时，不管是否以后被纳入江西诗派，都未必会出于门户之见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像陈师道对苏黄都很敬重，但他同时批评苏黄，《后山诗话》认为“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尽管是批评，但并没有扬此抑彼之举，没有任何沾染门户习气的偏见。

很多苏黄的同辈或后辈诗人，在谈及苏黄之诗时往往二人并称，不作区分甲乙之论。如惠洪在黄庭坚去世后，将苏黄一起悼念，其《悼山谷五首》中有一首云：“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显示出苏黄二位在他心目中具有同样高的地位。又如《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在言及苏黄时也往往苏黄并称，他在《童蒙诗训》中曾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言辞恳切，把苏黄视为永远应当师法的对象。吕本中苏黄并重，既表现了这位《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的宽广胸怀，也有从实际出发，纠正江西末流弊端的实际考虑。

    南宋时深受黄庭坚诗风影响的杨万里也是苏黄并重。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更是将李、杜、苏、黄并举。即使是以提倡“一祖三宗”说，为江西诗派后期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方回，在苏黄地位这一问题上也能持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瀛奎律髓》中选苏诗多于黄诗，其中卷二十一在评论黄山谷少作《春雪呈张仲谋》时指出：“坡诗天才高妙，谷诗学力精严；坡律宽而活，谷律刻而切云。”对苏黄各自的诗歌特色作了言简意赅、大致恰当的总结，其间苏黄并重，并无左东坡而右山谷的倾向，连一向对方回颇为挑剔的纪昀也认为方回此“四语评苏黄恰当”。这说明，江西诗派自其诞生之日至方回对这一诗歌流派作出总结性理论阐述，其间有很多诗派中人都是苏黄并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