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技巧上——意象并列、人物戏剧化、反讽和含混——卞和现代派诗人有共同之处以外，两种特别的手法使他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达到一种非个人化的气氛。第一，卞将焦点同紧密和直接相关的事物拉开距离来降低“我”的重要性，例如“路”(1937)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的过去，这样结尾：
天上星流为流星，／白船迹还诸蓝海。
在“归”(1 9 3 5)中，境界从人的主题——望远镜旁的天文学家——转到了‘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与此相似，《白石上》(1932)，在有关一段爱情悲剧的传奇之后，诗人转向现在，只是引读者的视线远去：“一边看远山渐渐的溶进黄昏去”。淡出的境界令人想起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把人类主题的中心地位转移到一片浩渺的风景。同样的方法也转化为时间性的形式，时间，如前所述，在卞诗中常常由河流或海洋来代表。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把焦点从眼前的话题拉开一些距离，用这种手法，卞创造了他所期望的非个人化、不肯定的气氛。
卞在他的作品中将现实和想象糅和在一起，用这种手法也达到了非个人化的效果，如在《秋窗》(1933)中：
像一个中年人／回头看过去的足迹／一步一沙漠，／从乱梦中醒来，／听半天晚鸦。
看夕阳在灰墙上，／想一个初期肺病者／对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少年的红晕。
在诗中，窗成了一幅展现想象力的画面，产生出一系列的幻象，使读者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接着呈现出薄暮时分鸣叫的乌鸦。首先，拿沙漠中的脚印(在卞诗中常用来隐喻生命)来比喻一个中年人回顾他的过去；接着，当他看着夕阳映在灰墙上，他想到一个患肺病的人，注视着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起少年时代。快速连续的意象通过几乎是字面的直描同隐喻的混合，通过语气同境界的交融，模糊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灰墙上的黄昏像一个肺病人还是肺病人像灰墙上的黄昏?是古镜秋窗随黄昏起了薄雾，还是灰墙上带了一抹落日的红晕?是谁梦见了年轻的颜色，肺病人还是“他”(这个人称代名词却被省略了)，第一行中那个中年人?最后，谁是诗中讲话的人？谁在诗篇开头说的“像”?那么，整首诗是秋天的隐喻吗?还是秋天是中年的一个隐喻?这些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这种含糊和混淆既在字面上也在感觉上，都简练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感受。
同样的手法也用在了《入梦》中，在这里诗人靠一系列的联想把读者带向远离现实的雾蒙蒙的梦境。……一系列意象随着梦本身的进展而平行发展，越陷越深，成为一股意识流，变得越来越脱节。全诗以反问作结尾，“你不会迷失吗／在梦中的烟水?”卞典型地将现实中的时空关系做了这样的重新安排，使他描绘的世界只是在诗中明白存在，而在诗外则没有多少意义。〔11〕现实只有在提升到想象时才具有意义和作用。卞作的风格暗示了这样一个美学的标准，即诗是一个被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现实验证的基础上，但最终将超越现实达到更深层的意境。诗人的这种创造力和创造过程的内含前提，突出呼应了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学原理，即主张将艺术提升到一种强调艺术自主性和客观性的近乎完美、超自然的状态。卞在《圆宝盒》(1935)一诗中逐渐转向这一哲学立场：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也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
诗人在“天河”里发现的圆宝盒使人回想起济慈(Keats)名言“一件美的事物是一种永久的喜悦”以及叶芝(Yeats)的拜占庭(Byzan—tium)，在那里金色鸣鸟这个象征使艺术成为永远高于感觉世界的永恒不朽的东西。这只盒子里包含了所有高尚和低俗、过去和将来的人生体验。它永远在时间的河流里涌动，不受所有凡人所必须经历的时代变迁的影响。在人的不可弥补的时间损失和作为艺术家象征的圆宝盒之间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除去在这首诗中表现出的同西方的共鸣，卞停止了迈向不朽和神化艺术的象征主义的最后一步。第一，尽管圆宝盒包容了所有空间、时间并且永远像一颗珍珠、水银或星星那样闪烁，但它是植根于生命中的，而不是在生命之上或在一旁的。第二，天河之后的问号、宝石和星星暗示了一个对于世术的超自然性有保留的接受。第三，在诗的开始即阐明圆宝盒只不过是他想象中的产物，诗人的陈述似乎带有讽刺意味，这样，淡化了这首诗作为艺术不朽主张的严肃性。最后一点，“圆宝盒”在卞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主题不可无条件适用于他的全部作品。
卞拒绝神化艺术，在当前谈论相互间微妙影响和平衡作用中特别能说明问题。诗人之所以在迈向象征主义的最后一步时犹豫不前，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传统的中国背景，也就是他的道佛思想倾向。用绝对的，超自然的观点来看待艺术势必要走向道家的内在意义和相互依存这种概念的相反方向，变而否定绝对超脱是不可能的说教，确乎是观念的执著。内在性和相互依存也使我们稍难接受汉乐逸所强调的观点，即认为人类冷漠疏远的结果——怀旧是来自以海洋为象征的原始统一体。
卞之琳1930年至1937年之间的诗作阐明了对作者的综合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尽管文学影响常常是无意识多于有意识的，含混多于明晰，但它们的共存远不是偶然的，而是代表了一种不仅是和谐共处而且也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对本因和外因的影响的来源只是简单加以鉴别是很不够的；研究者必须搞清诗人是如何将这些影响糅合进他／她的作品。在卞这个例子中，他自称同西方现代主义的共鸣是同他不太鲜明的道、佛家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道、佛家的一时性和超然性有可能将诗人引向现代派诗学，而现代主义非个人化的教条和现代主义的人物戏剧化意象并置的手法对他的道、佛信念又给予具体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尽管现代诗学对诗人逐渐灌输的是一种艺术自主的深奥东西，它必须根据自己的系统来做出判断，他的道、佛家倾向阻止了他最后向艺术神化和不朽论这个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卞对创作过程本身给予高度评价；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只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从固有的观念来看，宇宙中的生产和创造原则：道，是道家思想完全赞同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卞的作品最能体现出一种通过对传统的同化而达到现代性这样一个独特的情况。
(译自奚密(Michelle Yeh)英文专著《中国现代诗歌》〔纽黑文，1991〕)
〔1〕汉乐逸(Lloyd Haft)著《卞之琳：中国现代诗研究》，第41—42页。
〔2〕本文中所引用的卞诗均摘自卞之琳《雕虫纪历》，诗的写作日期参考了张曼仪著《卞之琳著译研究》。
〔3〕《庄子》第2章，说庄子梦为蝴蝶，醒来搞不清是庄子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子。
〔4〕卞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曾回忆早年曾对佛家观念“四大皆空”说感兴趣，参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62页，其中说卞只在中学时代读过几章《庄子》，并未深入。如我在本节其他数处所论，这种影响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5〕庄子：《齐物论》。
〔6〕老子：《道德经》。
〔7〕老子：《老子》，第8，32，34，40，61，66章。
〔8〕庄子《天道篇》，说圣者心静，反映天与地，有似万物的镜子。
〔9〕关于非个人化诗学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含义，见茆德·爱尔曼(Maud Ellmann)《非个人化诗学：艾略特与庞德》。
〔10〕休谟(T．E．Hulme)：《柏格森的艺术论》，见《观察：论人文主义与艺术哲学》第141—170页，艾略特在哈佛写博士论文《布拉德雷哲学中智识与经验物》。简明分析布拉德雷对艾略特的影响，见渥尔海因姆(R．Wollheim)：《艾略特与布拉德雷》与桑福德·希瓦兹(Sanford Schwartz)《现代主义的原型》(The Matrixof Modemism)第32—35页。
〔11〕对卞诗中象征主义和隐喻方法的有效结合，汉乐逸做了同样的观察，见《卞之琳》，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