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成绩不大，在欧美汉学界的学术成果中所占 的比重很小。令人遗憾的是，上文提及的在现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哈 佛燕京学社虽然继续存在，并且为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⑤，但其中的引得编纂处早已不复存在，整个机构再也没有编过任何中国古籍索引 。《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虽未停刊，但差不多10年才出一种，几乎处 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与大名鼎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实不相称 。与日本以及台港地区的学术刊物经常登载中国古籍索引不同，法国虽然拥有《中国研究》 、 《中国研究丛刊》、《汉学书目杂志》、《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远东亚洲丛刊》、《 亚洲艺术》、《通报》等国际知名的与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刊物，却从未发表过法国或其他 国家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所以中国内地近来年刊布的有关法国及国外汉学的论著中很 少提及法国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此外，上述中国古籍索引(尤其是编制 年代 较早者)有的还有不少错误。如《左传索引》所采用的底本是19世纪出版的英译本《左传》 ，《大公报》1937年5月20日《图书副刊》182期载中国学者聂崇岐文，指出了该索引的错误 之处。由于学风、师承等原因，欧美汉学家(包括华裔汉学家)一般更喜欢从事专门的学术 研究，而对编制古籍索引之类枯燥、繁琐的工作兴趣不大。加上他们觉得有大量中国、日本 学者编制的现成的古籍索引可以利用，就更不愿意、有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自己辛辛苦苦编 制古籍索引了。就算是编制索引，他们也更愿意编制汉学研究论著分类索引(这类索引相 对多一些)，而不太愿意编制费时费力的中国古籍原文索引。这一现象目前在欧美汉学界并 无改变，并且他们所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的数量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欧美所编 的中国古籍索引一般或多或少夹杂着外文，这当然有利于西方学者使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日本等习惯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籍整理研究者利用这些索引。《巴黎大学北平汉 学 研究所通检丛刊》中有许多法文、英文，令不少每天与古籍打交道的中国学者(还包括一些 日本学者)颇感头痛，这也许是这套通检丛刊在中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使用频率， 不如性质差不多、但几乎不含外文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的《汉学引得丛刊》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吧。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内地有关出版社在重版这类索引时，应作一些改编。
笔者认为，西方汉学有重统计、重数据的传统，古籍索引在欧美汉学家从事研究时还是十分 有 用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欧美汉学界可以利用他们电脑技术先进、经济实力雄厚等优 势，结合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在使用电脑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大显身手。
注
①“中国古籍索引”大体上可分为“中国古籍原文索引”和“中国古籍研究论 著分类索引”两大类，本文仅以前者为论述对象。此外，关于中国古籍索引，在一般情况下 ， 英美汉学界使用“Index”一词，法国汉学界使用“Concordance”一词，日本汉学界使用“ 索引”一词。
②本文提及的欧美学者的姓名，凡原书或有关文献中署有中译名者，则署中译名或中外 文对照，否则署外文原名。
③笔者见到中国内地近年出版的一部工具书，在同一页码中将K.Schipper分别译为斯希佩 、施博尔、施舟人，极易使人误以为这是3位不同的法国学者。
④该书经中国台湾学者李殿魁改编后，以《正统道藏目录索引》为书名，由台北艺文印 书馆于1977年出版；又经中国内地学者陈耀庭改编后，以《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 为书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⑤参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台北)第22卷第4期，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