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他始终被记着“一本账”，只得无休止地检讨自己的“生活不够”、“思想贫乏”、“技巧不高”21。这不能不造成老舍们政治文化心理深层次的“双重人格”，在追求“独立不倚”的同时殉道愚忠。黑格尔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中国“家长政治的原则”：“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一切合法的关系都由各种律例确实地加以规定……”22因为“一切由上而定”，才会有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就是皇帝、大家长，其“人治”的政体形式和“贤人政治”使民众（他们只能是伦理整体的工具）只能寄希望于“清官”救民。前文论及老舍的生存观中已提及老舍背负“两个十字架”的悲壮色彩，所谓的清官救民正说明“民”的命运是掌握在“官”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民”吗?不可讳言，老舍极重视的气节是有浓重的封建文化色彩的，他的忧患意识既与现代意识相通（如前文所述），又与屈原的忠君传统一脉相承，一旦触及现实政治的巨大冲击，个人的抗争就不能不让位于忍从。
至此，必须进一步追究老舍之死间接的文化原因。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他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如《老字号》、《断魂枪》等文中，寻觅到与其生死观有深层勾连的文化内涵?这些小说到今天仍葆有新鲜感即现实意义，因为它们以极高的艺术技巧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质，这美质留存于老舍心底，视为珍藏；老舍活着时，就要与这些珍藏共相厮守，死去也是为它并与它共蹈黄泉。“三合祥”这永远“官样大气”的商家老字号，那从无敌手的“神枪沙子龙”镳局，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符号，是君子之风和绝顶武艺的象征，是作家心底永存的神圣。老舍没有明写钱掌柜和沙子龙的死，但传出了他们作为美质文化捍卫者殉道者“末路英雄”的心声，沙子龙深夜两声“不传”、“不传”的回响不绝于老舍之耳，早就埋下了作家愿殉美质文化美质道德的种子，日后生根发芽成熟，这在中国作家乃至世界作家的生死观中都是罕见的。老舍的一生，包括他笔下许多人物的一生，都或与传统文化或与现实文化背景紧紧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情结”，再将个人与民族与国家相扭结，形成老舍式的人文价值尺度，感时忧国并带泪痕悲色，他之所以极端强调气节，因为他认为比死亡大得多的是气节，呼喊“舍身救世的大节”，“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23。这里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老舍死亡观的个性色彩，就是与被迫致死的直接政治原因相交织的文化原因，亦即他心底的那点“神圣”美质文化的被抛弃被毁灭。从《二马》、《小坡的生日》，特别是《猫城记》中，都深藏着别“哑”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忧思。在牛天赐这个普通人物身上就有多种文化因子，但又难改旗人文化的血统。《四世同堂》中祁家的几代，都有一种怕被抛弃的疑虑。在老舍看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自身的凝聚力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问题。理解了这个关键问题，也就理解了“文化大革命”中老舍自身的死亡实践的殉难色彩中就有殉被弃的文化的重要因子，所以他才会那样决绝地将自己抛向了绝望的深渊。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中的一句台词，可以视为老舍那怕被弃的心声：“我一个心眼儿地追着革命，为什么革命就不要我呀!”这里的“革命”不也涵盖着“文化”么?!
结语
老舍来不及发出如鲁迅的《死》的绝唱，虽言“死”而实言“生”，成为鲁迅生死观中最显著又最富启示性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完全是以另外的方式“明志”，读者可以从他的一生及他的死亡中，由死观生，又由生观死。《死》相对于鲁迅死前另一篇《“这也是生活”……》拼尽全力呼喊出“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死》则更显示出一个濒死的老人在深沉隽永恬静的心态下写下的遗书，老舍没有任何文字的遗书。怀揣毛诗稿只是一种曲折复杂的“明志”。自杀而无遗书，在世界著名作家中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使川端康成亢奋，反面使他更苦涩：“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24。他自杀而未留下只言片语，反之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25（笔者按：他口含煤气管而死是在此后的十年即1972年4月16日）。两相对比，中国和日本这两位名作家确有精神上相通之处。
没有遗书，没有绝笔之作，只有自己的一生在“明志”，这就是老舍的生死观，是他的死节殉难，是大师级作家内心的自我折磨，是他杰出作品的回响。言及老舍，使笔者最不能释怀的总是鲁迅。老舍背负“两个十字架”的牺牲奉献的悲壮，他的死的自觉和以死相拼，无不使我们联想到鲁迅那“抉心自食”（《野草?墓碣文》）的酷痛，联想到鲁迅的人生思考和个人体验，其中映照出鲁迅的生死观的本质就是牺牲与反抗、受难与复仇的悖论式共存26。从奉献与牺牲受难的悲壮性，以及受难者的主动承受，使暴力迫害最终落空这方面看，老舍的确是继承了鲁迅精神。老舍以自己主动承受动乱中的暴力迫害，终令迫害落空，使“迫害”不再成为迫害。联系鲁迅笔下的耶稣的“复仇”（见《野草》），加缪笔下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加缪《西西弗斯神话》），共同形成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超越，完成了生的意义和价值。其间的老舍，更是以无言显示了力量。生命的力量来自心灵的威力，黑格尔说得好：“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的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27老舍一生重视“健康、崇高、真实”，对待生命、对待写作都是“玩命”般严肃，宁可像沙子龙的世界被狂风吹走了那样，他始终牢牢地背负着“两个十字架”，忍受矛盾，可惜未能最终克服那“玩命”的矛盾。我们今天从他的生死观中汲取精神资源，同时也要看到，老舍这位文化型作家生死观中的薄弱环节。他对心理文化审视的深度呈现出少有的深入，有他大量的作品作证。但他对制度文化的审视是相对薄弱的，对公民人格，包括生存与死亡的审视较多来自直观和感受，欠缺如鲁迅那样的理性追究。从审视的角度看，较多伦理道德的亦即礼俗的审视，欠缺如鲁迅那样的法理的解剖。当然，这又是和老舍终生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并没有真正理解是有关的（对此，笔者另有文论及）。
生和死，如影随人。生与死的幸与不幸，因人而异。不论不幸和悲剧占据了多大的比重，人都应以乐观和前瞻的胸怀视之。让我们以先哲的教诲作为本文的结束。黑格尔在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缅怀人类史上的辉煌岁月时，曾说过“谁不黯然感伤已经逝去了的活泼丰富的生命?”但紧接着又说“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28黑格尔在该书中还以“不死鸟”在“举火自焚”后诞生新生命的故事激励人类的乐观精神。郭沫若在《凤凰涅》中歌唱的凤凰，也就是“不死鸟”的涅，成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老舍的精神遗产在他离去四十年后，不也还在营养着我们么?!
注释：
①老舍：《双十》，最早载于《时事新报》1944年10月10日。
②老舍：《〈泰山石刻〉序》，载《泰山石刻》影拓本。
③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41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④引自格非：《小说叙事研究》第5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拙作《老舍个性气质论》已作阐发，此文从略。
⑥罗素：《论历史》中《论历史》一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兆武等译。
⑦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载1935年12月《人世间》41期。
⑧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载《人民文学》1954年12月号。
⑨老舍：《论悲剧》，载195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⑩（前苏联）科恩：《自我论》第100页，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11加缪：《荒谬与自杀》第33—35页，张汉良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89年再版本。
1217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原载《收获》1985年4期。
1314罗素：《论历史?译序》。
15引自曾广灿、吴怀斌：《老舍年谱》，载《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6老舍：《痴人》，载《文汇报》1945年12月23日。
18杜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第21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第11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
20托洛茨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引自《海内外文学》1989年3期。
21详情见傅光明《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中大量材料，本文不赘述。
2228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71页，第114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23老舍：《诗人》，载1941年5月30日《新蜀报》。
2425引自《川端康成全集》第28卷第364页，第27卷第172页。
26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鲁迅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编《鲁迅的生死观》中已详述。
27黑格尔：《美学》1卷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响了学术和文章的表现形态。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学科体制，但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经验，在强调文本解读的同时突出“知人论世”而兼及文史杂学，可见他的文学观已近于“大文学观”。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他遗愿中的“《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24。他是以丰富的文化文献资源来审视文学模式的嬗变和发展，从而逼出自己独具慧眼的新锐的领悟的。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就不是某种枯燥刻板的概念的演绎，而是一种智慧书。
第二端：文献学与文化学。治学应从文献学入手，扎实的文献学知识是一种硬功夫；但治学又须从文化需求开拓，从文献学知识中探寻到，或透视出文化学的深层意义，又是一种真本领。鲁迅属于学与识兼济，硬功夫与真本领兼长的学人。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首句就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自来无史，意味着以往文献荒芜，线索未尝清理，非有过硬的文献功夫无以入乎其里；自来无史，又意味着以往没有形成学科体系和够格的深度的学理把握，非有出色的文化器识无以出乎其表。梁启超1923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如此评价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25对王国维在自来无史的戏曲领域的治学条贯、学术方式和取得的成就的称许，也可以移于鲁迅治小说史上。鲁迅早年即与小说有缘，祖父周介孚的“教育法却很特别”，“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26甚至传言少年鲁迅避难舅家时，读到很多“无从见到”的小说，而且他“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27。少年时代非正规教育的旷野阅读趣味，为鲁迅日后立足于四野之学，汲纳四洋之学，从而消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系统，奠定小说史的模样，埋下了最初的精神动因。
对于“自来无史”的中国小说研究，鲁迅首先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首先摸清家底，然后才谈得上把住脉搏。这项工作从1909—1927年，大约下了十八年的功夫。1909年归国后，赴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生物学教员，又返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教博物学，此期间就业余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录出从周到隋的散逸小说36种，成《古小说钩沉》，于1912年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此时鲁迅已经历了留日期间流产了的新生文化运动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因而他不只是凭着少年时代自发的小说兴趣，而且具有留学时代获得世界知识视野，也就有意于把小说文献的清理，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学问来开垦。所谓“钩沉”，是说文献材料已经沉没难觅，需要从头钩取，正是出自同样的意念，他1911年在绍兴府中学堂时期，又业余抄录《穆天子传》，并辑录《搜神记》、《神异经》等七种书，成《小说备校》。这种文献辑录工作是非常艰辛，但是唯有它才是原始创新的可靠的基石。鲁迅从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同时从七十种左右的明清人著述和地方志中，辑述小说源流、评说等方面的材料，被评说的小说有四十一种，成《小说旧闻钞》。他这样诉说艰辛：“《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由于有了这番锐意穷搜的硬功夫，他才能打破传统文化雅俗观的成见，“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28，成就了为小说写史立名的真学问。而且由于有了这番硬功夫，他才能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体例、名目论定和独立见解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回答论敌关于这部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时，堂堂正正地以此为据：“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29
鲁迅对小说史料的清理是史、论并行，把小说文本的辑录辨伪和小说旧闻的采掇审订相结合，在文献处理上层面丰富而眼光独到。他绝不盲从某些书商雇人编集的丛书和总集，而是从这些堂而皇之的丛集中考察编集出版者的动机，发现其中的文化学的秘密。他严肃地指出，《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捃华》一类书包含着商贾牟利的动机，“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这就迫使严肃的小说史初创者，必须对第一手材料经手、经目、经心，在真伪考辨上另起炉灶。因而鲁迅历时十余年，辑录《唐宋传奇集》八卷四十五篇，参校异本，厘定异文，考证作者和故事渊源，做了大量的“扫荡烟埃，斥伪返本”30的工作，逐篇撰写《稗边小缀》。比如对于《补江总白猿传》，以明代长洲顾氏《文房小说》重刊宋本为底本，校以《太平广记》所录本，并引史籍艺文志和目录学专书为证，最后考其故事源流并作解题：
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隋唐嘉话》（中）。其诗云：“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怜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31
这在故事溯源，故事层累，故事与历史交叉中考索了传奇小说的成因。经过对小说文献的深度稽考，鲁迅对文化源流了然于心，自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发挥创造的自由，从文献学中透视深层的文化学意义：“传言梁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32此所谓“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是鲁迅有感而发，以今察古，透视自古及今某种创作动机上的诡计。它指的是民国初年的“黑幕小说”之风，包括林纾于1919年二三月间发表文言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影射、丑诋、诅咒新文学运动者的作风。鲁迅1919年3月为准备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孔乙己》作《附记》说：“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33古今的人情物理、文心艺性本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鲁迅这种以今察古、古今合观，讲究文献学与文化学相参证，为我们谈论文学研究的古今融贯，提供了独特的学理思路。
第三端：人文地理与历史精神。人的原始记忆与其乡土具有深刻的因缘，假如他出生于一个不忌讳读杂书的士大夫家庭，就可能对这块土地的山川人文的相关文献格外动心，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鲁迅自小就关心采录乡邦文献，他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中说：“作人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此书广搜文献，钩稽校勘，于十余年间三易其稿，分出序目，考证作者，计得人物类书四种，即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山川类书也有四种，即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分为八卷。应该注意到，对乡邦文献的重视，已成浙东学术的一个强劲的流脉。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为滥觞，降至明清，继范氏天一阁藏书以方志、科举录最有特色之后，鄞县万斯同参修康熙《宁波府志》，李邺嗣及胡文学、全祖望先后辑成《甬上耆旧诗》四十卷及其续编一百二十卷34。宁波张寿镛于民国年间编纂《宁波经籍志》，并且刊行《四明丛书》八集一千一百余卷。在学理体例的阐发上，会稽章学诚著《方志略例》，总结前人编撰方志的得失，强调实地调查，注重乡邦文献，探讨修志义例和理论，自己也致力于多种方志的编纂。会稽李慈铭著作《拟修郡县志略例八则》及《乾隆绍兴府志校记》、《乾隆山阴县志校记》，所编《越中先贤祠目》为鲁迅所注意。鲁迅继之编有《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记载乡贤著作七十八种，此事与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相辅相成，成为浙东学术流脉上的一个亮点。
问题在于鲁迅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三辍其业，辗转成书，包含着一个从老学问中开发出新生机的思想深化过程。他自述：“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俯仰之间，遂辍其业。”也就是说，他曾经以世界意识压抑内心的乡土情缘，后经现实教训，体悟到须从乡邦文献中开发民族精神的血脉。他接着上面那段话说：“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35他以乡邦文献追踪禹、勾践的精魂，从而开拓了人文地理与历史精神结合的学术文化方式。书中此类记载不少，记述大禹者有：
会稽山有禹井，去禹穴二十五步。谓禹穿凿，故因名之。（贺循《会稽记》）郡有禹穴。案《汉书?司马迁传》云：“上会稽，探禹穴。”又有禹井。
会稽山在县东南。其上，石状似覆釜。禹梦玄夷仓水使者，却倚覆釜之上是也。今禹庙在其下。秦始皇尝配食此庙。
永兴县东北九十里，有余山。传曰：“是涂山。”案《越书》：“禹娶于涂山。”涂山去山阴五十里。检其里数，似其处也。
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坛，人工所作，故谓之千人坛。（孔灵符《会稽记》）
涉及勾践者，有虞预《会稽典录》记越王谋臣范蠡、计倪事；有夏侯曾先《会稽地志》记范蠡所立越王之宫，吴越交战的查浦；有孔灵符《会稽记》所载诸暨北界西施、郑旦所居（苎）罗山，对西施、郑旦进行教习的土城山与西施晒纱石，以及大夫文种墓所在的重山，善射者陈音葬身的陈音山。乡邦文献的这些禹、勾践遗迹，鲁迅整理出来，是为了重振和改造国民的精神提供资源。他为了推动1912年元月创刊的绍兴《越铎日报》能够“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就动用了乡邦文献中的这种资源，重提“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36。心仪禹、勾践，阐扬古越实践、坚强、奋进精神以针砭国民懦弱性格，自此成为鲁迅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他多次探访会稽山下的禹陵、禹穴、禹庙，以金石学的方法作《会稽禹庙窆石考》。又作中国小说史，专门关注《古岳渎经》中禹治水而降伏神兽无支祁的传说：“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命夔龙，桐柏等山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进而考索这个“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的无支祁，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关系37。在一般的小说史研究中的这种特殊注意，折射着鲁迅缠绕着乡邦情缘审视民族精神脉络的深刻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