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秋颂》第一句，朱湘译为“雾气洋溢果实黄熟的秋”，而查良铮译为“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虽是一字之易，但查译较雅驯、传神，效果要更好一点。⑨
以上对三位诗人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分别做了一些分析，那么这三位诗人在写诗和译诗之间有何异同呢？
从三位诗人的翻译历程来看，卞之琳和冯至都是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翻译诗歌并发表诗作的，他们的译诗和写诗是同步进行的。卞之琳于1930年在《华北日报》上开始发表选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之
时，也同时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新诗《记录》等。冯至1923年3月在上海《创造季刊》开始发表新诗《归乡》、《绿衣人》之时，也于1923年9月25日，译海涅诗《归乡集》第九首发表在《文艺旬刊》
第九期。在此之后，他们的译作和诗作是几乎同时发表的，他们的译著和诗集也是交叉着出版的。而穆旦则不同，他就读于西南联大外语系，但目前尚没有资料表明他在大学时代发表过译作，他一开始
就以自己的诗作登上文坛并赢得声誉，在四十年代出版了三部有影响的诗集；然后他停止了写诗，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文学翻译，出版了量大质高的一系列译著。他的译诗和写诗是不同步的，他先是
诗人穆旦，后是翻译家查良铮。
从诗歌翻译的成就来看，卞之琳是英文诗歌和法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著名翻译家。冯至是德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歌德、海涅和里尔克的著
名翻译家。穆旦是俄文诗歌和英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普希金、拜伦和艾略特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在不同语种不同诗人上各有侧重，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
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翻译并大力推介给中国现代诗坛。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和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奥登都是通过卞之琳的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大
师里尔克也正是由于冯至的翻译和大力推崇才对四十年代年轻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产生深远影响的。穆旦在《英国诗选》中译奥登诗55首，艾略特诗11首，斯彭特诗10首，C·D·路易斯诗3首，麦克尼斯和
叶芝诗各2首，其中他翻译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至今仍是最好的译本。
从诗歌翻译的理论方面来看，冯至基本上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穆旦也只写过一篇《谈译诗问题》，但在该文中比较详细地谈了他的译诗的主张和经验。穆旦说：“‘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
构’的翻译原则，并不是我在译诗中所要采纳的……译一首诗，如果看不到它的主要实质，看不到整体，只斤斤计较于一字、一词、甚至从头到尾一串字句的‘妥贴’，那结果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这两部分，说起来是分立的，实则在实践中就是一件事，即怎样结合诗的形式而译出它的内容
的问题……诗的内容必须通过它特定的形式传达出来。即使能用流畅的优美的散文把原诗翻译出来，那结果还是并没有传达出它的诗的内容，发挥不了它原有的感人的力量。”⑩由此可见，穆旦译诗，
既注重原诗的风格，也注重译者的特点，而且特别强调以诗的形式译诗。相比而言，卞之琳具有比较完整而系统的翻译理论。他在西南联大时期为学生开过翻译课，当时他的学生袁可嘉回忆说：“四十
年代初，我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受业于之琳师两年，一年学现代小说艺术……另一年学翻译，听他在课堂上强调‘全面的信’，要求以诗体译诗，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以顿代步为核心的格律论，
我觉得受益非浅”{11}。卞之琳还写过一些论文阐述他的翻译理论，像《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它们
集中表述了卞之琳“全面忠实于内容和形式”的翻译主张以及用格律体译诗的理论。对比卞之琳和穆旦的翻译主张，也是有同有异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主张以诗体译诗；不同之处是卞之琳要求“全
面的信”，而穆旦主张忠实于原诗的主要实质，不必非得逐字逐句的翻译。
以上我们就三位诗人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写作做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三位诗人的优秀译作不但对他们各自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译作发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他们的诗歌翻译，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观念、新结构、新词汇，使得现代汉语重新灵活起来、敏锐起来，使得现代汉语所贯穿的文化也获得了新的生机。
注释
①张曼仪编：《卞之琳》，《卞之琳年表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第16-17页。
④周棉：《冯至传》，《冯至年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⑤冯至：《文坛边缘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482页。
⑦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穆旦著译集目》，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⑨⑩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第83页、第17页。
{11}袁可嘉：《卞之琳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