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这一类“自由主义者”或“知识阶级”，鲁迅先生早已进行过鞭辟入里的批驳。比如他在《关于知识阶级》中，就曾经说：“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救济不起从前一切贫苦的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鲁迅当然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知识阶级”的（他称这类人叫“阿猫阿狗”）。但不幸的是，他又无法完全摆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仅要创作、叙写“车夫”以及“祥林嫂”们的生活，还不听人奉劝，不识时务地写一些让许多人“不待见”的时评和杂文，以致最终激怒了“知识阶级”，群起而攻之，且一攻好几十年，至今仍不肯罢休。
由此可见，鲁迅是从“知识阶级”中脱身而出的一个最大叛逆者。从知识阶级中跑出后的鲁迅，决绝地站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平民”，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倒也恰当；但如果将鲁迅称为“左翼知识分子”，则也许更为确切。这不仅因为鲁迅参加过他平生加入的唯一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并被奉为其“精神导师”，还因为他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就自始至终秉持着比他同时代任何作家更坚定和鲜明的左翼立场。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当今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是很少愿意加以正视的。这也难怪。“左翼”或“左派”这个称号，由于一度跟“极”沾上了边，在近三十年里，早已变得灰头土脸、面目可憎，以至于让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了。但在上个世纪前半期，则全然相反，左翼或左翼文学，是代表被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登上政治和文化舞台的“前驱者”。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需来作比方，因为这是属于别一世界。”
这真称得上一则“爱与恨”的宣言和告白了。只是这爱憎，肯定会让那些不停唠叨“博爱”的“知识阶级”大失所望。但比较而言，鲁迅对他们的失望也许更加彻底，他索性把目光投向了“别一世界”；所谓“别一世界”，是很少入“知识阶级”法眼的普罗大众以及他那个时代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左翼文学。在鲁迅看来，这才是中国以及文学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对待年轻左翼作家们的态度才一反被人诟病已久的“冷漠”和“阴郁”，而表现出少见的热情和爱护。正如他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序中所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然而，鲁迅或许过于乐观了些，如果他知道几十年后有人从这种热情与爱护中窥见的却是“暧昧的情欲”，也不知会作何感叹？
关于鲁迅对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满腔热情，在近三十年间的知识界，也几乎是很少有人愿意提及的。在许多人看来，既然中国处在一种“告别革命”和“反左”的全球化潮流中，支持左翼和共产革命，便几乎成了支持暴力和仇恨的同义词，不仅不能为鲁迅增添光彩，反而变成了他一生难以抹掉的“污点”。殊不知革命并非只是无产阶级的专利，比如对路易十六以及那些王公贵族们而言，法国大革命同样是散发着血腥和恐怖的，但总不能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发动，且修成正果后便一直高唱着自由和博爱的颂歌，就免除其播种过“仇恨与暴力”的嫌疑吧？可“自由主义者”们偏偏只把这顶“仇恨政治学”的帽子扣到了鲁迅和共产党人的头上，这算不算是一种学术上的双重标准呢？
至于那些内心里对鲁迅还多少留存一点尊崇的学者教授们，则想方设法地为鲁迅找出各种理由开脱，一会儿称他是启蒙思想家，一会儿又称他为自由主义者，甚至于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总之是想将鲁迅重新拉回到他早已发誓与之决绝的“知识阶级”中去。这大概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我琢磨，鲁迅先生本人并不见得会领这份情。假若非要用当今知识界流行的概念，给鲁迅重划一下“成份”，我倒愿意称他为批判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这两个称谓都还能够接受和称许的。
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淡化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无非是想表明，用正统的观点看，鲁迅也许的确称不上一个纯正的左派。在“左联”后期，不是有一些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经常指责鲁迅“不够革命”，“保守”，甚至骂他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吗？对此，鲁迅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和抨击；但他抨击的不是革命和左翼立场本身，而是那种动辄追问“阶级成分”和猜测“动机”，将艺术和政治简单挂钩，粗暴、庸俗、教条化和宗派化的习气。实际上，正是鲁迅批评过的这种“左联”作风，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将中国的文艺带上了一条极端甚至危险的歧路。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当他们“在野”时，每个人都以民主自由斗士自居，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个个堪称优秀的批判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可一旦位居正统之后，便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辩护士，对一切“异见”再也听不进去，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比如一迈进“新社会”的门槛，都异口同声地控诉和声讨“旧社会”的黑暗，而对“新社会”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就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触及了；进入“新时期”后同样如此，许多被打成“右派”，抛弃到社会底层，“在野”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终于翻身，占据了正统的地位，于是，控诉和声讨“文革”以及“十七年”的声音便一直此起彼伏，如雷贯耳，但也从此难得听到他们对“新时期”的阴暗面提出过什么批判和异议了；此时若有人大着胆子提出“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也有“光明”的一面的话，他们则会跳将起来，斥之为“文革余孽”或“第三种人”，其凶悍程度，一点也不比从前的那些“极左分子”差多少。其实，任何社会都有光明与阴暗的一面。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就在于指出这些“阴暗面”，以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常识”，可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少见。而鲁迅就正是这“少见”者之一。他曾经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跟那些教条狭隘、自以为比谁都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或者更进一步说，鲁迅从骨子里不可能依附于某一团体、党派，而始终保有独立思想的权利。就此而言，鲁迅身上的确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从不取悦于强权和强势话语，哪怕这种强势来自于他认同的某个“阵营”或自己的“同志”。只是无论怎么独立和批判，他的立场，或者说他的“爱与恨”，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受压迫的普罗大众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替他们代言。因此，相对于当今某些虽然自称或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却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少数人和某些特权利益集团一边、甚至争相跑到白宫去向美国总统邀功请赏的人来说，鲁迅比他们要货真价实，从而也高大得多。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则帖子，大意是反右期间，某民主人士有一次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还活着，他的处境会怎样？据说毛泽东沉吟了一下，答曰：他可能会坐牢。对此，有人大肆借题发挥，也有人不愿意相信。我则宁愿相信真有其事。以鲁迅一以贯之的的性格和作风，他是宁死也要说真话并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的。
不错，鲁迅曾经满怀热忱地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不加甄别地赞同和纵容“革命之后”，一个政党可能出现的官僚化、特权化以及腐败倾向；尤其如果当政党可能蜕变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从而背离自己的初衷，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到人民的一边，并为之呐喊和请命。我还相信，鲁迅如果真的活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肯定会被划为“右派”。至于当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否都像鲁迅那样是替“最大多数人民”代言，而不只是为某个“特别的阶级”代言，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鲁迅活到“新时期”会怎样呢？首先，他也将跟大多数“右派”一起，被摘掉头上的“帽子”，为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从而又一次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如果再往后，比方说在“新世纪”呢？面对诸如贫富悬殊、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医疗教育改革存在的“阴暗面”，鲁迅可能会再一次同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竭力想把中国拉到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知识阶级”或者“新右”们决裂开来，重新变成一个坚定的左派或新左派。而对于近几年萌动着的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鲁迅也绝不会像某些批评家那样居高临下地横加指责和挑剔，视之为劣等文学，并一味要求其关注灵魂或者普遍的人性，仿佛“灵魂”和“人性”能够脱离人的具体生存，在真空中单独存在；他只会像当年对待柔石、白莽、叶紫和萧红、萧军们那样，如扶持大石底下的萌芽一般，以拳拳之心，伸出自己热情的双手的！
这当然也只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推测。但我想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可能也不会反对。以他的爱憎，只要大多数人的尊严和利益受到损害和剥夺，他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普罗大众”一边，为他们的不幸、挣扎和抗议进行辩护，包括为前些年的孙志刚以及最近发生的黑砖窑事件中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民工和童工，并且赋予其抗争同样具有“天赋人权”的正当性。而倘使这也叫宣扬“暴力”和“仇恨政治学”的话，那我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正义和良知了。
好在无论是右的还是左、或者中的人士，大都承认这个世界上需要正义和平等；而只有当自由、博爱乃至和谐，真正建立在正义平等的基础之上，谈起来才不显得晦涩和空泛。明白这一点后，如何评价鲁迅，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前些日子，听说北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开始“换血”。据媒体介绍，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篇什被尽数拿下，取而代之的是金庸的《雪山飞狐》之类。这无疑是掌握文化领导权之后的“知识阶级”或右翼人士们，继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或胜利。网上网下又该有许多人弹冠相庆，狂欢一场了。
不知怎么，我心里却异乎寻常地平静。我想，敬也好，骂也好，删也好，最终恐怕都将无损于鲁迅半分毫；更不会像某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从历史和人心深处将他彻底抹掉。
因为，归根结底，鲁迅的精神是不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