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祝勇的取景框里，历史不仅是时间的存在，更是空间的存在，它立体、多面、富于层次。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历史，就会有不同的细节呈现，虽然这些细节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能让我们在惯常的描摹中看到别样的风景。直隶总督署朱漆的门板、宽大的台基、廊柱和斗拱，正厅里的公案、职衔牌、万民伞和雍正帝手书的“恪恭首牧”匾额是一个严丝合缝、有条不紊却行将就木的官僚体制的形象代表，所有的人不管是庸才还是贤达，只要进入这个体制就必须按照它安排好的路径行走，所以勤奋克己的曾国藩、想要变革图强的李鸿章都难免成为这个官衙内令人嘘唏的悲剧角色（《衙门》）。精美绝伦、辉煌奢华的忠王府是太平军领袖们特权和欲望极度膨胀的载体，纸醉金迷、霓裳丽影冷淡了他们的进取心，却刺激了他们的贪婪和猜忌，李秀成凭借自己手中的利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太平军领导核心中最年轻的将领，但鲜血铸就的革命意志也拒绝不了享乐天堂的诱惑。他奔走在富丽堂皇的忠王府与命悬一线的战场之间，站在“忠”与“不忠”的两极，用那份长长的供词记录着他对革命的热衷和对革命的怀疑。忠王府因此也成为太平军盛而转衰的一个华丽注脚（《劫数难逃》）。封闭式的统楼、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院落、各个楼院之间的顶上通道、屋顶上的眺楼更楼被高大厚实的围墙包裹着，构成了一座城堡式大院的基本结构，在贫瘠的匪患横行的地方，一个富可敌国的商贾人家只能通过这种军事要塞似的家院来保护他们的财富，虽然即便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他们的创业也没有任何血腥和肮脏的东西。财富的流失、家道的中落固然与后人贪图安逸疏于进取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社会不能为资本的积累与运作提供安全保障（《乔家大院》）。
个人体验的融入使祝勇得以在他的散文中重建一个写作主体，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对“文化大散文”的突破是显在的。这个写作主体秉承民间视角和批判精神，把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统一起来。这样的叙述立场使他避免用轻飘飘的文化乡愁来改写对历史和文明的追述，也正是这样的叙述立场，使他的文化笔记不再简单地转述历史材料，而是关注沉潜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祝勇的文化笔记中出现过不少“文化史上的失踪者和被遗忘者”，他们平常普通默默无闻，却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像凤凰的寻常巷陌中那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戴君武，柔弱却带着一股倔强的力量（《草鞋下的故乡》）；把身上唯一的干粮赐给路人，毫不掩饰自己贫穷的老妇人和重新穿上结婚时的百褶裙在客人面前舞出青春的扎仓的母亲（《美人谷》）；还有那些面对百年老屋的拆迁或无奈接受或奔走保护的普通居民（《再见，老房子》）。
当一个写作者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一定会在文体上有所突破。祝勇是个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在讨论“新散文”的诸种可能时，他特别强调散文作为一种“不拘一格”的文体不应该受到篇幅、审美特质、语感、主题等的限制。在创作实践方面，他也是一个文体变革的身体力行者。《甲午风云》使用的虽然是全知视角，但从三个不同的人物出发，用三个不同的人称来叙述同一个历史事件，呈现出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中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交替使用，而第一人称“我”也在不断转变，在讲述那个早年的爱情故事时是人物陈渠珍，在记述其它事件时又变成了这个文本的叙述人。叙述视角的交替使用虽然使整个文本有明显的拼贴感，但它达到了很好的“仿真”效果，使整个故事和人物都饱满鲜活起来。而发表于2003年的《旧宫殿》可以说是祝勇的文体实验走得最远的文本。《旧宫殿》描述的是紫禁城的历史，但它不是一个特定时间段中单纯的建筑史、社会生活史、政治运动史或者文化史，而是将这些内容悉数包含在内的“历史的容器”（莫言语）。祝勇使用跨文体写作或者他所说的“综合写作”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内容，来呈现历史的丰富性。比如借助小说的虚构来描述血腥的宫廷斗争；用史家的实录精神来记述宫殿建筑的诸多细节；用思想随笔的议论说理来批判极权制度等等。祝勇对这种综合写作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文本界限并不存在，我想的是怎样有利于主题的表达。反过来说，我认为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综合写作打破文体之间的壁垒，调动各种文体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叙述目标，形成一种文本的狂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着我们的阅读经验，“作者仿佛在空中同时打开无数扇门，我们可以由任意一扇进入。与传统的叙事者不同，作者并不企图呈现什么，而更加倾向于改变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垄断性，为阅读者提供更多的入口和出口，使他们的思想不是通过阅读被囚禁，而是在阅读中获得自由”。
祝勇的“新散文”创作在文体实验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肯定，但他也承认这种“综合写作”是一种写作的冒险。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最为传统。周作人在论及现代散文比较容易成功的缘由时有一个观点，认为它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而是古已有之的，虽然文字上有不同，但风致或者说精神是一致的，并且结合唐宋文人消遣时所作的性灵流露的文章，明代公安派独抒性情的文字，勾勒出一条由黄山谷苏东坡到郑板桥的散文小品源流图。而相对于其他文体的读者，散文的读者在阅读习惯和审美口味方面也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更多的不是想从散文中读到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希望从自然流畅的文字中增长阅历陶冶性情。这也许是散文的局限。“综合写作”打破文体间的界限，使文本充满了内在的张力，虽然拓展了散文的疆域，但也有可能将散文连同它的读者迷失在广袤的文字原野中。
此外，“新散文”强调散文主题的多义性，使读者可以在同一个文本中看到不同主题的呈现，这样的处理方法与散文要展现的复杂生活或者要描述的复杂历史趋于一致，为散文建构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但是散文主题的“不确定性”容易使作者笔力分散，特别是在那些篇幅较长、内容层次较多的文本中。而且多重的主题也不便于读者把握文本的整体风貌，容易使读者只记住其中若干精彩的词句或者片断而忽略文章要表达的主题，要传递的思想。
总之，虽然“新散文”的理论建设还有诸多可议之处，其文体实验也未必能为散文赢得未来，但是，作为一种探索，它毕竟为日渐“离散文远去”的散文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其价值和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祝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个人的排行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祝勇：《散文的新大陆》，该文为《布老虎散文·春之卷·编余琐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5)1928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见《朱自清散文全集》（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见《阿英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王尧：《“散文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见《错落的时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王尧：《“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见《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
(9)祝勇：《江山美人·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0)祝勇：《劫数难逃》，见《江山美人》，第190页。
(11)祝勇、敬文东：《历史·暴力·文本——关于〈旧宫殿〉的对话》，《旧宫殿》，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2)莫言：《迷人的〈旧宫殿〉（代序）》，《旧宫殿》，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