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作家中对有关“荒诞”和“孤独”主题思考得最透彻、理解得最高远的是史铁生。他从自身的不幸参悟出了生存的局限以及存在的困境不是哪个人、哪类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有的。这就是人所具有本源性荒诞：人人都置身这一荒诞的存在中却很少有人自知。一经深入思考，史铁生就发现了人的许多与生俱来的根本困境。如，人生来注定只能是他自己，人生来注定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史铁生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他的散文和小说都将人生的困境和残缺视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我与地坛》）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在史铁生看来，写作是其生命孤独存在的方式，惟其孤独，他才能以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思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残缺与爱情；惟其孤独的存在，“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6）
相对而言，诗人海子对“荒诞”和“孤独”的解读更倾向于尼采式极致。事实上，海子诗思始终运行在海德格尔对“贫困的时代”的精神追问中，“贫困的时代”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怀疑的心态，是海子此岸式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永恒梦魇。海子的诗歌世界因而不仅抛弃了世俗生活，而且鄙视客观存在的生命；海子对生命的关注，是对生命意义的关注；海子对生命的敬仰，是对生命作为祭品的敬仰；海子认为灵魂要自由自在的飞翔，就必须挣脱阻碍飞翔的肉身，因此在贫瘠的诗歌语境里寻找神性踪迹。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尼采一样的偏执和独异。总之，对神性彼岸的向往成为他孤独而执著地存在的全部价值所在，海子在其诗歌中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究其一生，海子始终是个孤独而执著的存在者——一种明澈而敞亮的近似于赤子般的“此在”。而当海子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便以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最后在孤独中“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太阳》）。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荒诞的生存和孤独的存在下死亡是海子所无法规避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西方的许多诗人从里而克到荷尔德林到黑塞，都笼罩着死亡的恒久的巨大阴影。沃尔夫冈曾就里尔克这样说道：“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却在那里出现了。这死者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德）沃尔夫冈. 《现代德国哲学主潮》.1978年版.第152页.）对里尔克的这种评价完全可用于海子。
三
由外缘而感发的荒诞同样引起一种人生的根本困境, 它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出离状态、被抛状态。当世界被本体化为存在的根本困境——荒诞的生存时，人失去了外在的根本依靠只能孤独在世。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重新开始的指盼：既可以是现实世界，又可以是精神世界。所以，对孤独所形成的存在的荒诞感的超出正是这类创作的起点和归宿。
其如田汉早期剧作中众多的漂泊者的破碎叙述，一方面固然是对荒诞的“共在”的有意解构，另一方面他们所持有的波西米亚的精神气质体现出的是一种有所用心、有所操持的“自由的选择”——自为选择的漂泊和流浪何尝不是超离荒诞生存的存在方式。或许这只是一种人对世界无法摆脱的宿命的自由，但却包含着萨特所谓的人是自由的，应超越荒诞的现实，通过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于是，那些无法归乡的异客经历着人物无法理解的荒谬历史与荒谬人生，他们丧失了爱情、青春、理想和家园，以及生活的位置和生命的勇气，成了行走在别处的伤心幽灵。田汉忧伤地揭示被荒谬所攫取后人的痛苦或麻木。这些人物都失了根，历史之根的断绝突然扭曲了人生的方向，人被丧失过去、欲返不达的空虚的非存在威胁着，但其中的怜悯、自悼、悲愤之深切，从个人情怀延展到群体性历史命运的探询，使漂泊流浪不仅具有永远“在路上”的存在着的价值，更是人物“活过”、人生“有意义”的证明。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最基本的观点。人生只是由一系列的毫无意义的痛苦的碎片组成的，人们对于自己存在的所有感受原来不过是寂寞无聊中的苦熬光阴。并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钱钟书的《围城》所揭示的意义。“围城”无疑是不可理喻的梦魇般的荒诞世界，而“围城”中的人显然是痛苦而孤独的个体，尤其是方鸿渐。作品通过方鸿渐先后经历的教育—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屡遭挫折的人生经历，揭示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生活封闭圈。方鸿渐的一生就在于孤独地走出了一座“围城”却又走进了另外一座“围城”，或者说他半推半就地走进了人生的“围城”。《围城》在结尾处写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仅有的是孤独的方鸿渐在荒谬的世界中“存在”着，人的心灵便只有被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所充塞。因为时间组成了人生，“存在”的状态就是时间——时间使得人的“存在”获得了孤独而痛苦的意义。《围城》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局透过“围城”式生存状态来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境遇，揭示乱世中人物心灵的孤寂和灵魂的无所依归。
而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是通过营造一个“极限境遇”来孕育“活动变人形”的。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典范的存在主义式的创作切入点：利用“极限境遇”来表现世界的荒谬和生存的孤独。具体而言，《活动变人形》的“极限境遇”是指中国现代性总体背景与“羊巴巴蛋上搓脚”、“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孟官屯之间剧烈冲突所形成的极度错位或荒诞的生存环境，小说通过倪吾诚的儿子倪藻之口以一系列连珠炮式的反问表达对主人公倪吾诚的生存角色的困惑：“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倪吾诚正是一个灵魂永远处于两种文化力量的撕扯当中的人物，他具有那种始终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活动变人形”的特征，这种“活动变人形”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孤独的存在者只能是那个荒诞的“极致境遇”中产生的畸形儿。客观地说，始终以一个孤独的存在者身份出现的倪吾诚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怨毒。”他所做的一切无疑是“蚍蜉撼大树”，以致倪吾诚最终选择了“难得糊涂”的生存方式：“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按照萨特“自由的选择”的观点，一个人在困境面前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克服困难或者自由地选择被困难所征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显示了存在者的孤独的存在。应当说存在的无能感和荒诞性，一切出于偶然又归于必然，这对于倪吾诚是宿命的。
如所周知，残雪小说中人的生存世界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气息，残雪以其特有的方式将人类内心深处的梦魇和阴影收集起来，苦心制造了一个自动演示其全部腐败、乏味又罪恶、冷酷的生存情境，甚至连大自然也参与到环列周遭充满敌意的人世生态境况中，以致这个“世界”经常下着黑色的雨，潮湿又可怕，到处是蚊子、苍蝇、蛇、蛆、老鼠和蜈蚣，人们只能在阁楼、屋顶上过着外热内冷的生活。在这样的丑恶而荒谬的生存世界中残雪小说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个以第一人称“我”面世而存在的如《山上的小屋》中的“屋中人”的形象，这个孤独的存在者作为一个“异类”漠视规则、拒绝被命名、轻蔑于“权威”的欺骗性与荒谬性。于是就连自己的一些日常习惯或思维定势，也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在小说《思想汇报》中，“我”成了周围人的耍弄对象，起因只是因为他们说我穿了他们不喜欢的衣服。周围的邻居、我的妻子、和那个被他们认可的典范的徒弟，联合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改造。它揭示了一种自我在世生存的荒诞感，但这种荒诞感不是刘索拉式的自我选择和个人奋斗的无意义，而是个人独立生存的根本性的危机感。这种根本性的危机感使其捐弃了他觉得无法继续生存的世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那样逃进自己精神的小屋与世隔离地生存。正是通过“屋中人”——孤独的存在者残雪小说以高度象征化的语言展现了个体性存在分裂的恐惧情绪和对自我不断否定、不断挣扎的痛苦经历，冀图通过对隐蔽在个体灵魂中不为人知方面的张显与冲突，完成对个体生命隐匿要素的清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峙以及反抗荒诞的“共在”对个体孤独存在同化的阴谋。
孤独的生存以及生存的焦虑是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既定话题，也是现代人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受。而从生存的焦虑感出发对人的孤独的存在本质深入开掘也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家陈染的创作出发点和价值归宿点。“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7）陈染着力凸现存在者的孤独情状，而导致孤独情状产生的荒诞的生存世界却若隐若现又无时无处不在，即以一种笼罩性的整体氛围而出现。它交织成了一个遮蔽和覆盖“私人生活”的无形的“时光与牢笼”，像无法挣脱的宿命一样使孤独者陷入其中左冲右突“无处告别”。“陈染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尼姑庵’、‘破庙’、‘破损的家庭’、‘空洞之宅’、‘牢笼’等等意象，其实也正如‘小镇’一样只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主人公们的许多怪癖和生存恐惧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孤独’滋生和繁殖的特定氛围中才会萌生。”（8）在陈染的叙事中，孤独者对于荒诞的生存世界的规避和无视使其获得了重新思考怎样存在着的充分自由。孤独的存在因而也已远非自我心灵拘缚的“在禁中守望”而是远离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的开始。
注释：
（1） 参阅解志熙的《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清华的《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
（2）[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页。
（3）李均：《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王志祯：《路翎：“疯狂”的叙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5）朱伟：《王小波的精神家园》，《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15期。
（6）许纪霖：《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心灵史：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7） （8） 吴义勤：《生存之痛的体验和书写》，《告别虚伪的形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