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马托夫一生始终面对着两堵墙，一堵是民族文化之墙，一堵是意识形态之墙。
艾特马托夫是以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登上苏联文坛的。在以俄罗斯文学为主体、以俄语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苏联文学中打拼，少数民族作家既有不便也有机遇。他们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障碍，其次还要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之强大的左右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会成为苏联政治中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为了向世界证明苏联文学的“多民族性”，证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文化繁荣，当时的各种文学奖励、各种文化机会都会向少数民族作家“倾斜”。因此，作为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族作家，对于苏联文学的态度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苏联解体前，笔者曾在第比里斯与几位格鲁吉亚青年诗人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非常明白地告诉笔者，俄语和俄国文学是他们走向世界文学的一大障碍。艾特马托夫的态度显然与那些未成大气候的格鲁吉亚诗人不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就是他站立于其肩膀之上、得以窥见世界文学之全貌的巨人。
在文学史和作家词典中，艾特马托夫常被称为“双语作家”，的确，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一样，也可以算作他的母语，艾特马托夫的父母都精通俄语，早年都上过俄语学校，艾特马托夫在中学和大学里也一直是通过俄语接受教育的。另一方面，与那些生长在莫斯科等俄国大都市中的、完全俄罗斯化了的少数民族文人不同，艾特马托夫又始终保持着他的吉尔吉斯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他的诞生地舍克尔村所处的塔拉斯山谷，是吉尔吉斯文化最古老的起源地之一，通过外祖母给他讲述的那些神话传说，通过乡亲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那些游牧文化习俗，艾特马托夫很早就确立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成名之后，艾特马托夫始终坚持同时用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两种语言进行创作，就像到了美国之后的布罗茨基，同时用俄语和英语写作，为的是更方便地从山顶同时俯瞰两边山坡的景色。同时，他还在两种文学和文化间穿针引线，不断地在两种语言间来回翻译。有这样两个意味深长的事件，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艾特马托夫的“双重身份”：早年在伏龙芝（今比什凯克）担任《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的同时，他还担任着《文学吉尔吉斯》杂志主编；1990年，艾特马托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卢森堡大使，苏联解体后，在他苏联大使的任期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他又被刚刚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一名作家同时担任两个国家驻同一国的大使，这构成了世界外交史和文学史中的一件奇事。
艾特马托夫对吉尔吉斯文化和文学的坚守，或许正是他在苏联解体之后俄语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谈到20世纪的俄语文学时，人们还是会常常提起他，文学家词典中仍保留着关于他的辞条；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不再把他当做一个地道的俄语作家来看待了，俄罗斯文学史中也不再为他设专章，他似乎在渐渐地淡出俄国评论界、乃至俄语读者的视野。在为已故作家“盖棺定论”时，俄国人通常会以三个形容词来划分等级：知名的（известный）、杰出的（выдающий）和伟大的（великий）。笔者注意到，俄文媒体在报道艾特马托夫去世的消息时，大多没有使用“伟大的”字样，只有一处用到这个形容词，却同时又加上了另一个限定：“伟大的吉尔吉斯作家”。在俄语语境中，这会让人读出这样的潜台词：艾特马托夫的“伟大”仅限于吉尔吉斯文学。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还是境外，艾特马托夫作为20世纪俄语文学中最重要作家之一的身份，无疑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与在民族文学的高墙内外皆飘香的结果有所不同，艾特马托夫在意识形态之墙左右两边的出入，却显然不利于他对其文学核心价值观的坚守。苏联时期，艾特马托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上都位居高位，是一位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他获得过苏联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他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59年加入苏共的老党员，数届最高苏维埃代表，还得过友谊勋章、红旗勋章等各种勋章；他是苏联作协和影协的书记处书记，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后，他还是人数不多的总统委员会成员之一，《外国文学》杂志的主编，由他创办的“伊塞克论坛”，即所谓的“舍尔涅”（吉尔吉斯古代哲人的聚会方式），吸引过众多世界文化名人参加……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艾特马托夫的意识形态立场却迅速右倾，发表了大量“反思”苏维埃体制的文章。不是说作家不能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像艾特马托夫等许多苏联文学“大师”在变换其城堡旗帜的颜色时，往往让人一时还难以体会、把握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现实的合理性。文人不似商人，对其“财产”的不屑（比如盖茨的举动）不一定就能赢得喝彩和钦佩。
艾特马托夫与我们
艾特马托夫的《查密莉雅》发表后不久就被译成了汉语，刊登在我国最权威的译文刊物《世界文学》上，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苏联少数民族作家；苏联解体之后，与其他苏联作家一样与我们疏远了20余年的这位作家，再次成了汉语读者最为追捧的阅读对象之一，他的作品几乎全被译成了汉语，《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在中国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只言片语，都会成为中国学界的报道内容；直到今天，我国的高校中仍不时出现以他的创作为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虽说，艾特马托夫的死讯也曾在我们的报刊和互联网上引起了诸如艾特马托夫“究竟是否大师”之类的争论，但他无疑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20世纪下半期俄语作家中的一个。在苏联解体之后，除了在他的故乡吉尔吉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他的阅读兴趣显然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读者和学者对他的持续关注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首先当然得益于他的“东方身份”，他是吉尔吉斯族人，所谓的“吉尔吉斯人”（Kirghiz），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柯尔克孜人”，而且，艾特马托夫的母亲还是与中国人有着更近血缘关系的鞑靼人，艾特马托夫若是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是没有人会把他当做外国人的。其次，艾特马托夫所描写的“群山和草原”，就在天山的那一边，中亚的风土人情通过我国新疆的文化接力，对于我们而言已然具有了某种天然的亲近感，艾特马托夫作品所具有的“东方风格”（善恶对立的二元模式、相对明晰的结构、浪漫清新的笔触和体现东方智慧的神话传说等等），能在中国读者处赢得更多的共鸣。最后，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流行，对于读者而言，或许是其“中庸”的风格更易于接受，他的作品既新颖独特，又不至于现代、后现代到让人读起来感到吃力的地步；而他在中国作家中间赢得了较多的认可，恐怕还在于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为尽量体现创作个性、努力突破模式局限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艾特马托夫不属于笔者最喜爱的俄语作家行列，然而，在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后翻拣与他相关的记忆，笔者却蓦然意识到，自己竟与他有过这么多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的交往。笔者很早就接触到了他的文字，在大三的文学选读课上，我的老师、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就以他的翻译处女作为样板，对照原文从头到尾为我们讲解了一遍《查密莉雅》，艾特马托夫的优美文笔和力冈老师的优美译笔交相辉映，那一堂堂文学选读课也就成了我们的审美盛宴。在写作学士学位论文时，笔者便选择了一个与艾特马托夫有关的题目：《艾特马托夫的短篇小说〈白哗哗的雨〉的翻译和评论》。在另一位翻译家张本桂老师的指导下，笔者不仅顺利完成论文，而且还立下了此生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志向。读研期间，笔者又翻译了艾特马托夫的另一篇早期小说《阿申姆》，武汉大学主办的《俄苏文学》原拟发表这篇译作，后因其他原因撤下了。此刻，翻看着自己的毕业论文，翻看着《阿申姆》的译稿以及《俄苏文学》杂志编辑那篇字迹工整、语气善意的退稿信，不禁感触良多，那些发黄的纸张在论证着笔者与艾特马托夫交往历史的悠久。
笔者曾两次见到艾特马托夫。198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上，笔者第一次看到他，好像是在会议中间，他在一帮人的簇拥下走进会场，简短地做了一个发言后就扬长而去了；另一次，在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于莫斯科文学家之家举办的生日宴会上，我们有了距离更近的接触，叶夫图申科介绍我与他认识，还说我翻译过他的作品，他很礼貌、但显然也很冷淡地和我敷衍了两句，就转身投入到与那些政治、文学和外交界名流的谈笑中去了，他的身边依然簇拥着一帮人，他们大多是中亚人，其中一些人还戴着墨镜。两次见面，艾特马托夫给笔者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太好，笔者觉得他似乎是一个春风得意的文学政客，甚至像一位文学界的黑社会老大。然而，艾特马托夫又毕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笔者一直在阅读他的每一部新作和每一条与他相关的新闻，直到不久之前，在应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序时，我还“借用”了一下他的书名，将自己的序言命名为《“一天”长于百年》。
此刻，在为他的逝去而写作此文的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文字对于我们而言的珍贵，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了他的创作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和他的创作；那么，一位真正的大作家，莫非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觉到他的可亲与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