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红楼梦》中爱情描写，突破了才子佳人小说中“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小人拨乱，偷期私奔，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俗套。《红楼梦》之前“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而《红楼梦》把男女之间的异性相悦当作人的天然本性来描写。书中众多女子各以一颗真挚纯真之心缠绵着宝玉，这是精神上的纯洁爱慕。《红楼梦》提出了现代爱情的原则，歌颂了建立在男女双方思想、旨趣一致基础上的爱情。“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就反映了作者进步的爱情观。贾宝玉鄙薄仕途功名，而贾府统治者都要他立身扬名，光宗耀祖，只有林黛玉深深理解他，支持他，从来不和他说“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不曾劝他立身扬名，因此深得他的敬重，引为知已。他也对黛玉讲了真心话:“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讽刺挖苦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对科举功名的否定，正是他和林黛玉爱情的共同思想基础，而宝钗，史湘云与宝玉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小说三十回中，贾雨村来，要见宝玉，宝玉不愿去，湘云笑着劝他:“还是这个性儿，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考举进士的，也该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了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吧，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立时就让湘云下不了台，且毫不客气的下了逐客令。袭人忙打圆场，说宝玉就是这个性儿，薛宝钗说了此话，他也对宝钗翻了脸，而黛玉常使小性儿，他却对黛玉赔了许多不是，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充分证明了宝黛爱情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之上的。但是宝黛的理想爱情与现实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最终被扼杀了—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爱情的悲剧，是悲剧社会中的悲剧爱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恩格斯曾说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祟奉的秩序的叛逆。贾宝玉的言行，正是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和对封建旧秩序的批判。

　　司棋是大观园中三烈女之一，她与表弟潘又安私会被鸳鸯撞破，潘又安畏罪外逃，司棋孤军奋战，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抗争。抄检大观园时，又从她匣中抄出一双鞋袜，一封情书，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约束下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足以定司棋之罪，但她低头不语，“并无畏惧惭愧之意”，表现了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无言的蔑视。她的被逐是由于与潘又安的爱情有伤“风化”，在封建瘴气弥漫的贾府，当然是出于必然，但并未使她感到绝望，她曾经向鸳鸯说过;“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二三年，咱们都要离开这里的。”对贾府衰败已有了敏锐的感觉。曹雪芹对司棋、潘又安爱情的描写，显然不象宝黛爱情那样缠绵悱恻，那样富有情韵，但同样爱得热烈、执着、痴情。粗俗中显出纯真、沉默中显出大胆，直白中显出深沉，耐人寻味，感人至深。

　　第三，曹雪芹笔下的众多，青年男女的爱情，没有一例是白头偕老的，有的只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正如:“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曹雪芹通过他的作品作了卓绝的回答:那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爱情与程朱哲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必然会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扼杀。这就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大团圆”的陈套，使《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对封建道德虚伪性、礼教残酷性的批判精神。再如尤三姐与柳香莲的爱情描写，在偌大的一部《红楼梦》中，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擂曲，但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尤三姐不同于薛宝钗、林黛玉，也不同于晴雯、司棋，她既不是侯门绣户的千金小姐，也不是受人宰割的丫头奴婢，而只是一个只有人身自由没有经济自由的小家碧玉，但她大但提出了个性解放与人格尊严的要求。她单纯、洒脱、勇敢、泼辣，“出淤泥而不染”，主动向邪恶势力投出了标枪，但在社会悲剧的前提下，她的爱情理想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在曹雪芹笔下，爱情悲剧与社会悲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推动，一线贯穿，因而读来扣人心弦。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一个个爱情故事如江河一样九曲回环，似生活那样跌宕多姿，“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试问:翻遍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谁见过如此悲惨凄怆而又催人泪下的爱情大悲剧呢?

　　四、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俗套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写尤氏把周、赵姨娘凑分子给凤姐过生日的钱又还给了她俩，并安慰说:“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对此，脂砚斋批道:“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道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这段话蕴有广泛的哲学意义，辩证法认为，任一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既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这个法则在《红楼梦》人物塑造上也得以贯穿，《红楼梦》之所独步千古，就是因为坚持了艺术创作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鲁迅也曾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⑧贾宝玉在他那个家庭里，固然是进步人物，但是他身上又有着贵族哥们纨绔习气，对贵族生活有着极大的依赖性。他抵制反抗封建正统思想，但又表示了反抗的不彻底性。他见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就滥施他的爱情，其中和袭人的云雨之情，与秦钟在馒头庵的胡言乱语，见鸳鸯脖项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身上去要吃她嘴上胭脂等就谈不上高尚。再如对薛宝钗的塑造，曹雪芹也并没有把她简单化，脸谱化，而是表现了她的复杂性格。一方面写了她“国贼禄鬼”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按艺术辩证法则表现了她“好”的一面。她也承受着封建礼法的重压，是被损害者，令人同情，并且宝钗知识宏博，精通诸子百家，以及《西厢记》之类的歪书，才貌俱冠群芳，因而又招人喜欢。但曹雪芹正是以其才貌的美衬出品德的丑，推崇之中有贬斥，赞美之中有否定，而且最终意在贬斥和否定，和历来小说叙述“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可见，宝钗这个典型人物决非那种按抽象的坏人概念演绎出的艺术模式，决非图解某种概念的僵尸，或是某种思想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

　　西园主人《论宝钗》云:“尝读陈寿《三国》，见人才林立，而众材皆为所包者，诸葛君是也;奸雄并峙，而群奸皆为所用者，曹孟德是也。若宝钗者，实于《红楼》部中，合孔明，孟德而一人者矣。”徐瀛在《红楼梦论赞》中云:“观人者必于其微，宝钗静慎安祥，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黯，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斩宝玉之痴，形而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零者与！”冯家眚《红楼梦小品》中云:“宝钗其奸雄之毒乎!其于颦卿，则教之怜之，推情格外，以固结之。诚知与贾母之亲则不若黛玉、与宝玉之密又不若黛玉，惟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时誉，而后谋成志遂，使颦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然其气量作为，在探春、平儿伯仲间。”可见，宝钗身上既烙有所属阶级本质印记，同时又有着其复杂性格，这正是《红楼梦》中艺术辩证法的精湛之处。

　　《红楼梦》中的黛玉“病如西子胜三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常常好弄小性儿，这不能不说是她的缺点，但正是这种性格的复杂性，构成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与宝钗一样，对黛玉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拿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衡量她。徐瀛在《红楼梦问答》中的宝黛孰为优劣之论就体现了这一点:“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曲，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野鹤在《红楼梦劄记》中云:“读《红楼梦》，第一不可有意辨钗黛二人优劣。或曰：‘黛玉憨眉有姿，雅谑不过结习，若宝钗则处处作伪，虽曰浑厚，便非至性。于以知黛高而钗下。’或曰：‘黛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一味撚酸泼醋，更是蓬门小家行径，若宝钗则步履端详，审情人世，言色言才，均不在黛玉之下，于以知钗高而黛下。’”

　　不仅宝钗、黛玉的塑造具有立体感，《红楼梦》里的艺术形象都具有鲜明真实感和巨大的生命力，是使读者情动神移心悦诚服的东西。再如，作者在小说中给薛姨妈一个“慈”的判词，果真如是耶?且看许叶芬在《红楼梦辨》中对薛姨妈的评价:“宝钗之伪，人或知之，不知薛姨妈之伪，尤甚于其女。宝玉之玉，宜以金配，姨妈于是为妞妞造锁。玉有文，锁若无字，则佩金者正多其人，姨妈于是为妞妞造锁上之文。有玉矣，有文矣。然使一入贾府，便相炫露，则适形其伪耳……致使宝玉堕其术中，只知有通灵之和尚，而不知有掉鬼之姨妈也，呜呼神已！可见，“慈”姨妈也决不是好得一无陋处。

　　曹雪芹对薛蟠冠以“呆霸”的判词，然而，这人也并不是只有呆气、霸气的。第四回中薛蟠以一个倚财仗势，将冯渊打死的凶犯的身份闪了个面，但我们且不要被瞒蔽了去，小说第三十四回写了这么一段故事:宝玉被贾政笞挞后，宝钗误认为是薛蟠犯舌，便与母亲合伙教训了薛蟠一顿，薛蟠满腹委屈，又心直口快，未曾想话之轻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薛蟠之言确实一针见血，把母亲妹妹的用心揭露得明镜可鉴。姨妈、宝钗之伪人知之乎?知之而敢直揭否?然薛蟠知之，且揭露了出来，因此，我们是有必要对薛蟠的“呆”忖度一番的。另外，薛蟠骂宝玉拈花惹草的那番气话，确是傻话吗?薛蟠对母亲妹妹关怀体贴，无微不至，也是霸气吗?看来，对于“霸”字也是需要我们咀嚼一番的。徐瀛在《红楼梦论赞》中云:“薛蟠粗枝大叶，风流自喜，而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真堪绝倒也。然天真烂漫，纯任自然，伦类中复时时有可歌可泣之处，血性中人也。”我认为这是对薛蟠极为中肯的评价。

    《红楼梦》中塑造人物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俗套，这是有目共睹的。再如对王熙凤既写了她“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的一面，又写了她能言善辩，有管理才能的一面;王夫人似乎是贤妻良母，但她在“最爱斋僧敬道”的幌子下，逼死金钏、晴雯，赶走四儿、芳官，也不见得有多贤德。贾政是贾府大有祖风的忠臣孝子，却内不能型于爱妾，外不能驾驭豪奴;严以教子，似承诗礼之名家，而心存“混得功名”之遐想。……《红楼梦》如此塑造人物，比才子佳人小说中那些叙好人一无陋处，写坏人一无是处的描写要真实、生动得多，因而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显示出了很强的层次感、立体感。

    当然，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俗套，并不是始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对此也作了探索，但在《金瓶梅》中，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遮盖了作家有胆有识的艺术眼光，使其中人物往往缺乏诗意的照明。我们从作者塑造的人物身上，看到的只是龌龊、黑暗。然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即使有瑕疵，但其身上往往闪耀着理想的光辉，表现了作者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如对贾宝玉、晴雯、鸳鸯、司棋、柳香莲、尤三姐等人的描写无不如此。那么，《红楼梦》与《金瓶梅》人物塑造上的优劣也就不难分辨了。

　　除此之外，《红楼梦》运用语言、行动、心理描写等手法刻画人物时，较之它之前的我国古典长篇小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红学界前辈已作过深刻探讨，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骊龙选珠，颗颗明丽。”《红楼梦》中灿若群星的艺术形象是其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最好的证明，。曹雪芹将纷繁复杂的生活织成了一幅浓淡相间、层次井然的艺术巨锦，又通过艺术将生活还给了读者，使我们读《红楼梦》就象走进了生活的大观园，曹雪芹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成功的艺术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

　　注:

      [1]题解：袁枚《续诗品》三十二首其一有句:“骊龙选珠，颗颗明丽。”

　　②袁枚《谒岳王墓》十五绝句其一:“不依古法但横行，但有云雷绕膝生。我论文章公论战，千秋一样斗心兵。”

　　③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

　　④文中所引脂砚斋评语统统见于“脂批”。

　　⑤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洪秋蕃《红楼梦抉隐》第238页，中华书局。

　　[6]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240页。

　　⑦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54页。

　　⑧《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