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繁荣的关键在于，要书写当下中华民族最迫切需要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崇高感，是那种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阳刚气、英雄气。新世纪以来的
长篇军旅小说所承载着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物质主义时代背景下人们心中空虚失落了的精神需要。
从本质上说，军旅文学就是战争文学 傅逸尘：在当下较为活跃的军旅作家当中，您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既因为您两次亲身参加战争的特殊经历，在同龄的军旅作家中可以说独一无二；更因为您20多年来，始终秉承着纯粹的军人理想和崇高的英雄信念，建构起了一套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的英雄叙事话语，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从《潇洒行军》《弹道无痕》到《仰角》《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争》《高地》《特务连》以及最新的《四面八方》，无论是表现当代战争、书写现实军营，还是重叙革命历史，您都始终坚持对军旅题材的正面强攻。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阳刚气、英雄气，以及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应该说，您对于军旅文学的长期坚守和不懈探索，在新世纪军旅文学题材边界不断模糊、核心价值面临散佚、世俗化和欲望化叙事充斥其间的大背景下，就显得弥足珍贵，对于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标志性的意义。在当下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学环境中，是什么在支撑着您对军旅题材的坚守呢？您对于军旅文学和英雄叙事是怎样理解的呢？
徐贵祥：这和我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向往英雄，曾幻想当一个智勇双全的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种英雄情结是与生俱来的，也是我在文学作品中着力建构的。亲身经历了两次战争，对我的心理和情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战争中我要考虑生与死的问题，要求生，必然会产生一些英雄主义式的想法。第二次参战时，我是一个基层指挥员，我要考虑怎样带着这支小分队完成任务，化险为夷，消灭对手，保存自己。这种对于战争、对于生死的本体思考很自然地就会转化成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在我看来，从本质上说，军旅文学就是战争文学，即便是我们写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所反映的也是一种战争准备状态。我们的军队、军人、军事训练、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我们的潜在对手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战争准备也是战争的一个阶段，实际上战争一天也没有离开我们。
傅逸尘：就是说您的英雄观是建立在对战争的独特感受和深刻思考之上的，具有一种本体性的性质，您小说中的英雄叙事也是以此为支撑的。
徐贵祥：在我看来，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地、泛泛地对战争进行普世性的价值判断；但是，事实上战争的内涵十分深厚，也存在着多种认知的角度和阐释的空间。比如说，从人类恒久的立场上去看，我觉得军人这种职业，这种群体可以取消；但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得多了，甚至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没有谁不强调和平，但是，人类的战争从没有停止过。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战争往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催生剂，也是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催生剂。战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正视它。在当今世界维持平衡的局面里面，中国的军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对它存在的价值，对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和清醒的认识。军旅文学应该为生活在这其中的成员提供一份赏心悦目，能够引起深思、能够激发情感、能够激励斗志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旅作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我一直在坚守的写作伦理。
真正的军旅长篇小说就是要讲究宏大叙事
傅逸尘：当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兵员成分、军事训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紧跟世界军事和中国军队变化发展的步伐，创作出更多直面当下、现实感强的作品成为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实际状况却是，许多专业军旅作家们早已远离了部队现实生活，对当下正在进行中的部队变革不但不熟悉，甚至还有些隔膜，有的对现实题材甚至对军旅题材本身的存在和意义都发生了动摇。我不反对军旅作家应该拥有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阔大的创作领域，但是毕竟从所表现的题材来说，新世纪军旅文学的现实题材作品与历史题材作品相比还是太少了一些。
徐贵祥：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不过我觉得每个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历不同，他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就会有所差异，连兴奋点都不一样。我呢，是真正从部队最基层成长起来的，从士兵、排长、连长、指导员、干事、参谋、师机关、军机关，中途到军艺文学系进修两年，回部队机关当科长，再到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我还到部队代过职，应该说我和部队的联系始终非常紧密。俗话说：根往下扎，树往上长。我的根始终扎在部队。生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方面就是直接扎根到军营去，过去说实行“三同”，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这是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活呢，就是对于中国的军事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亲密接触，比如说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中国是一个兵法大国，从兵法上、从谋略上加深对战争的认识，还要了解军事历史，包括中国的和世界上的军事历史；第三个是要了解中国的军事人物，中国的军事人物是根植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军事人物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族的性格。从上述这些方面都可以汲取到营养，所以我觉得对生活本身不能片面地理解。作家要有丰沛的想像力，要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认知程度除外，他的独立思考、独特的见解是决定他有没有生活积累的一个重要标志。军旅作家们需要时刻保持对社会和军队发展变化的敏感，要从当代正在进行着的深刻的军事变革中捕捉到信息，从中寻找一些能够而且值得进入文学视野的东西。
傅逸尘：最近几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和我们当下的军旅生活拉开了一定距离，而且大多数的距离还很遥远。我认为，军旅文学也还负载着对军队、对军旅生活的认识功能，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军队的发展同步的，甚至是引领时代和风气之先的。套用一个军事术语，就是新世纪军旅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快速反应能力严重下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贵祥：我过去常用三句话来讲军旅文学的难写：过去式的没有写好，现在式的不好写，未来式的写不好。我认为要求军旅文学快速地做出反应，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可取。因为文学所要表现的生活，必须要经过沉淀，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新时期之初的某些煊赫一时的作品，不难发现存在着很多艺术上的缺陷，当时之所以成名，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也有着政治上的背景和时代的因素。所以说作家们不能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也不能为了紧跟而紧跟，制造一些速朽的东西，那样反而是对生活资源、对题材素材最大的破坏和浪费。
傅逸尘：说起长篇小说，我觉得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态势十分不均衡，长篇小说一枝独秀，其他文体相对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您本人的创作进入了喷发期，保持着年均一部长篇小说的良好势头；但是长篇之外也几乎没见您有其他文体的作品。然而，地方文坛上，中、短篇小说一直比较活跃，可以说是持续的兴盛。很多名作家也是一直倾心于中、短篇小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短篇小说更能检验一个作家的文学感觉和艺术功力；但军旅中短篇小说却表现出了难以遏制的颓势，在最近几届的鲁迅文学奖和其他评奖中，都鲜有军旅作家获奖。在商业出版和改编电视剧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军旅作家的眼光只盯住长篇小说一种文体，对军旅文学总体而言无疑是一种失衡。您觉得这种失衡长此以往会对军旅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徐贵祥：我觉得一味地追求长篇小说创作，当然有作家急功近利的一面，迫切要出大作品证明自己；另外也有现实利益的考虑，现在出版社和市场上对长篇小说的需求相对旺盛，改编电视剧方面也为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最近我本人也在反思，长篇小说的繁荣对于军旅文学应该说是可喜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不会写中、短篇小说，只会去干大活，搞大建筑，我觉得这也绝对是一个负面的问题，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之所以一直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客观上讲，因为我感觉我的创作才刚刚开始，有太多思考、太多情感要表达，滔滔不绝；而且可能与我的思维习惯有关，我总是习惯于大处着眼，喜欢讲大故事，说大话，习惯于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地干预社会，搞宏大叙事，老想做点什么大事情，这是我骨子里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我十分认同你的判断，我也觉得篇幅相对小一些，架构精巧一些，语言精致一些，人物丰满一点，故事细腻一点，这些都是中、短篇作品的特点和优势，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作家的功力，而且可以看出作家的审美旨趣和文学品位，更能看出作家的操守和德行；所以我在琢磨，最近一两年当我的长篇写作阶段过去以后，我会集中精力写一些中、短篇小说。
傅逸尘：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是，新世纪文学出现了一种底层叙事的思潮，作家们的视点集体下沉，开始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然而军旅文学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趋向，长期以来，基层官兵们在军旅文学当中处于失语的状态，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在我看来，军旅文学写给谁看已经成为一个导向性的问题，难道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取悦评委们吗？值得思考的是，去年电视剧《士兵突击》的热播，将这一问题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它将关注的视线聚焦于许三多这个普通战士身上，表现了基层官兵的喜怒哀乐，塑造了基层官兵的生动群像。因此在广大基层官兵中间，甚至是广大社会青年中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您怎么看待军旅文学对基层官兵的疏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