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直接和鲜明
杭天醉、杭嘉和、尚达志、陶秉坤、封大脚、绣绣、高长河、田立业、李高成、谷玎、王琦瑶、爷爷和奶奶、许三观、杨度、李金堂等血肉丰盈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格开掘、性格特征、情感价值和精神理想，为近几年的文学又增添了一幅多彩丰富的人物画廓。人物是叙事的鹄的，作品思想艺术最基本的载体，通过他们才能吸引读者关心的目光，引出作品对于读者思想的浸润，情感的共鸣。即使是被认为带有某种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特征的《尘埃落定》，离开了作品中麦其土司、土司太太、拉雪巴土司、茸贡女土司等栩栩生动的人物形象，叙事的艺术目标也无法实现。
在军旅文学的创作中，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是近年战争小说的突出收获。在这部对军人战场心理和命运进行大胆探索和描绘的长篇作品中，有着迄今为止难得一见的对于战争进程最细致与犀利的描写，使英雄主义在现代战争中经受了考验。正因为以人为中心，它才被誉为“战场心理学”。而它所塑造的刘宗魁、江涛等人物形象则有力地显示了我们部队的素质构成和凝聚的力量。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对于英雄父辈的描绘有一种全新的眼光。它把人性、人情、英雄主义、革命情操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关山林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为感人的性格的魅力。另外，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凌力的《梦断关河》以虚构人物为主体表现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生活，以普通平民的命运和抗争，再一次激活了历史，给人留下了崭新的印象。在家族小说中，《茶人》中的杭嘉和成为杭家走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几代男女精神的支柱也并非偶然。我认为，真正的具有深厚底蕴的典型人物，是那种具有精神的广泛联系和不断延伸的意义的人物，是那种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深入开掘，在一定方向上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独具概括力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创造的任务，主要地落在长篇身上。
叙事风格的多样化，在近几年的长篇创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一些写实的作品，也不排斥激情与浪漫主义的因素。《红瓦》所表现出的诗意与含蓄的古典美，《失态的季节》、《庆典》所拥有的幽默与嘲讽的风格，《耳光响亮》(东西)的夸诞与变形，《人寰》(严歌苓)所采用的心理分析，《许三观卖血记》有意识的低调处理等，都与作品的内容和追求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在一些创作中，叙述人适当地介入作品，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或使创作焕发出新的意义。《长恨歌》中对于城市、时尚、里弄、鸽子多少有些冗长的叙述与介绍，证明了正是这一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构成，作为里弄文化的一部分，酿成了王琦瑶的命运的底色。
《日光流年》(阎连科)、《务虚笔记》(史铁生)、《许三观卖血记》是三部被认为具有寓言品格和象征涵义的长篇作品。有的保持着一定限度的抽象，有的形态上是朴素而又生活化的，但由于作者内容上的剪裁、结构安排与叙事调子的作用，也引发了象征寓意的联想。《日光流年》语言的新颖独特，它所包含的声音、色彩、气味的通感与所寄托的情感内容的沉重，是近年小说仅见的一例。《务虚笔记》突出的思辨性和人物交叉重叠的故事中，则包含着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在长篇创作中，不能把寓言和象征的艺术追求神秘化与孤立起来，它是在叙事中自然地形成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排斥具体的生活内容。寓言化、象征作为一种艺术的传达方式，只是技巧；作为一种艺术概括方式，则需要思想。事实上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力作，往往也同时具有整体象征的意义。
新一代的长篇作家已经开始登上了创作的前沿。他们使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展示了新的可喜的艺术面貌。当然也有不少作品从观念出发，自身却并没有什么能经得起历史和生活检验的深刻的观念；一些作品刻意追求史诗般的宏大构架，却又带来了大量艺术内容肤泛的重复。然而，能读到这么多让人兴奋的好作品，说明我们的长篇已进入了一个水平普遍提高、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