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余秋雨先生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 (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九十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发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
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
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余秋雨的不忏悔，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余秋雨仅仅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不管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文革后出生的人，都面临着“文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像所有德国人都面临着“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已经发生，它是何以发生的?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它是否已经将毒素注射到我们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忏悔传统的中国，很容易轻轻放过这些问题。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与祥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这就是我“不放过”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