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萧三在《喇叭，呐喊诗人柯仲平》一诗中深情写到：“云南省真是人杰地灵，/出了现代三位名人，/音乐家聂耳，/哲学家艾思奇，/诗人柯仲平// 今年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98岁诞辰，后年是他的100周年诞辰，他是实践中国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教育、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毕生精力，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与铭记。这次“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在一代哲人艾思奇同志的家乡：我国“极边第一城”腾冲县召开，对腾冲的政治、经济、理论、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既不是学哲学更不是研究哲学的，我是学文学教文学的，想就文学和哲学与生俱来的血肉关系问题，谈一点思考和感想。就是说，我是来打擦边球的。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文学艺术和哲学，两者原来就交融共存，极为亲密，与生俱来就有着血肉关系。 在古希腊时代,文学艺术与哲学同出一源，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文艺学家亦身兼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美学家。世界美学史上第一部美学专著：《大希庇阿斯篇》就出自他手；而且对音乐理论还有研究。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批评家。他的名著《诗学》与《修词学》等著作，都是西方最早具有科学系统性的美学著作。他开创了戏剧特别是悲剧的理论。19世纪俄国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曾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述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美学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129页）。与此同时,我国先秦时代,所有哲学家也几乎都是文艺学家,如先秦诸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人,他们不仅精通哲学，而且精通艺术；他们的哲学著述，都是优美的散文作品。虽然不能说古代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文艺学家,但可以说没有一个文艺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者身兼哲学家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从哲学与文艺学起源的学理上讲,文艺学与哲学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首先，从文艺学与哲学的源头上看，二者同出一源.最早只有哲学,既无美学也无文艺学,美学与文艺学统统包含在哲学之中,美学的基本问题如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审美对象等,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美学中的具体表现。美学,则是具有哲学性质的科学,是作为人的世界观组成部分之一的审美观、艺术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哲学为美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而美学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丰富哲学的内容。早期的美学家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哲学家,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并从哲学的角度去思索与研究美学。到了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藤出版了一本后人称之为《美学》的著作(实际上是感性学),才第一次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于是,鲍姆嘉藤便被誉为“美学之父”。他在该书的“导论”中一开始便说：“美学作为自由的艺术的思维,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藤:<<美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1月北京版第13页)。在该书第一部分“理论美学”的第一章：“启迪学”的第一节“认识的美”中，一开始又指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一完善也就是美，因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同上书第18页）。由此可知,鲍姆嘉藤认为:美学就是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即用审美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是美的艺术理论,是关于感性认识的完善亦即美的科学。从此处不仅可以看到早期美学理论的哲学内核,也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学实质。大家知道,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然后上升到理性,最后抽象为理论。从认识论上看,文艺学与哲学是同出一源的。
当然,美学与哲学尽管同出一源、亲密无间,但毕竟是两门独立的科学,两者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哲学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美学只研究美、美感、美的创造、美的鉴赏与美的批评的一般规律，两者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美学研究的范围要比哲学小,而且研究的问题比哲学更为具体一些。
美学研究的主体是艺术,研究的中心是艺术美,因此,它与艺术学又密切而不可分割。艺术学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渗透了美学理论,美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几乎都离不开艺术理论,两者是彼此渗透,互相转化的。美学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艺术又是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
但是,美学与艺术学也毕竟是两门独立的科学,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学科的发展看,美学独立出来之前,它与艺术理论、哲学三合为一；美学独立之后,艺术理论便被包融到了美学之中。随着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后来,艺术学便又从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艺术学是19世纪末期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们独立的科学，其先驱者是菲德勒(1841--1895)。在西方,鲍姆嘉藤被称为美学之父,菲德勒便被称为艺术学之父。无独有偶,这两门学科都率先出现在德国,这和17世纪以来德法两国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哲学的蓬勃发展和无比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菲德勒并没有给艺术学命名和下定义,只是最早提出把美和艺术加以区别。他认为:从美学的立场只能说明艺术全部内容中的一部分,而艺术的创作活动并不完全从属于美的立场。他主张不要从由艺术作品所受到的美的快感出发做被动的探求,而是要从根本的人的存在状况来考察艺术本身的特性。也就是说,与其研究艺术的审美愉快心理的受动的一面,还不如重点研究艺术活动中人的本性的纯粹性、自律性、创造性。美学和艺术都以艺术为研究内容,但两者研究艺术的角度、重点不同。艺术学是研究艺术自身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既研究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又研究各门不同艺术的特殊性、具体的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直接指导各门艺术的实践活动。而美学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的科学。美学要借助艺术的经验材料去全面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学要借助美学对美和美感的一般规律进行哲学概括。由此可知:哲学,美学,艺术学,是同源分流发展的,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二.从文艺创作的发展史上看,文艺学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的情源关系

在哲学初创阶段,文艺学经常是哲学思想的载体,直接演绎哲学理论,我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述,无不是如此。文艺学成了哲学的喉舌,为宣传哲学思想,传播哲学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文艺学发展的漫长历史看,文艺学可以说对哲学情有独钟。比如全世界公认的三位顶级文学艺术泰斗: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的创作都充满了哲学意识，作品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内容。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巨匠、现实主义大师,当时就被称为“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孙语.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北京版“前言”第2页),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三位诗人（西方所说“诗人”，泛指一切文学家和艺术家）：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极高。
莎士比亚给人类留下了39个剧本，两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特别是他的四大悲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威尼斯商人》等喜剧和《亨利四世》等历史剧,有着十分丰富的哲学内涵,致使现代研究家，如果要从他作品中展示的深广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情感上去弄清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简直不可能。从感性上看,他是哲学家、法学家、律师、诗人、戏剧家。他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作品,充满了哲学的思辩和律师的雄辩。他用哲学的眼光审视现实,透过对现实的精心刻画，给读者以爱、命运、复仇、嫉妒等以哲理的启示,让读者历久不忘,发挥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正是哲理提升了莎士比亚剧作的价值,提升了他在文艺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成就了他文学艺术巨人的英名。
巴尔扎克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巨著《人间喜剧》有97部(原计划完成150部,后因早逝而未全部完成)。他的挚友、著名小说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一文中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直接称赞他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世人对他的评价极高,把他的成就和马克思相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理论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喻为“形象的《资本论》”。

1842年,巴尔扎克花了比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还要多的时间完成了他著名的理论文章：《人间喜剧.前言》,这是他的创作总纲、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其中叙述了他庞大的创作计划,阐述了他一系列的创作观点。他宣称“法国社会将写他的历史,我只能当他的书记”。“书记”即秘书。就是说,他要以一个秘书的身份,“只限于严格摹写现实”、忠实地记录法国社会的历史。把《人间喜剧》写成形象性的“法国社会的通史”,“这个社会全部活动的集成”；要涵盖“他的整个社会”!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庞大的构想,将他的创作计划从137部发展为150部。设计为《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间生活”六大场景；《哲学研究》：包括《驴皮记》等；《分析研究》：从婚姻、社会、教育、德行等方面进行解剖与叙述。（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版，164---176页）这一计划如果全部完成,将是一部极其巨大的形象性法国通史。恩格斯在1888年4月初写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他评价极高,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在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同时他还深刻指出：尽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但由于他的创作遵崇了唯物主义哲学观,遵崇了现实主义艺术法则,“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指当时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
所谓“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实际上是作家忠于现实的客观结果,是社会生活实践的胜利,是唯物辨证法的胜利.这也正是评论家称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既是作家、诗人、又是哲学家的原因所在。没有哲学思维的人,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作家,绝不可能忠实于客观现实,深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给人类与社会奉献出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精品。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深刻指出:“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人”(《文艺理论译丛》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它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我国著名作家老舍也说过：“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所说的伟大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一个缺乏哲学思想的人“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提高到哲理上,从石中剖出玉来”(见《老舍论创作.我的经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81,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