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刘著后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在两种文化（特别是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时候，误读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解说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乃是人之常情，也是文化交流史上常有的现象。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就曾经历过一个“格义佛学”的阶段，那是在耶稣会士来华前一千年的六朝时代，当时老庄哲学的变种———玄学盛行，以老庄为媒介来理解佛经成为一种时髦，“格义”之法大行其道。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所谓“格义”作过极好的剖析和说明：“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迨文化灌输既甚久，了悟更深，于是审知外来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此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所由废弃也。”

　　明清之际传教士对儒学的解读或者也可以称为一种“格义儒学”，充满了误读，但如果我们不以今天的“文明对话”的高标准来要求古人，我觉得其中还是不乏一些片面的深刻之处。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直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关系的一条铁律，但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当性。利玛窦则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孟子的说法实际是对孔子孝道的一个误解，因为孔子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正如利玛窦所说：“孔子以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以比干为殷三仁之一。既称三子曰仁、曰贤，必信其德皆全而无缺矣，然三人咸无后也，则孟氏以为不孝，孔氏以为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谓以无后为不孝，断非中国先进之旨。”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照着讲”，在不少地方可以说是“接着讲”：利玛窦的看法自有其根据，并且发人深思。

　　其实“格义”不仅是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特点，也是1840年后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特点，当然时代毕竟发展了，新教传教士对儒学的认识更为深入了，但仍然不能避免“格义”的成分，这就像道安、鸠摩罗什虽然认识到格义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彻底抛弃比附的思路。当再次面对与基督教文化迥异的儒家文化时，新教传教士也同样做出了各种解读，如“中学西源说”（艾约瑟）、“救世教成全儒教说”（安保罗）、“中西并重说”（林乐知）等等，这些学说有些已在利玛窦等人的著作中初现端倪，有些则是面对新的环境做出的新的诠释。关于新教传教士与儒学的关系，国内的研究更为罕见，但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刘著为这一课题（特别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近的范例，如果我们能够依照同样的思路继续往下做，我们一定能对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