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显,上引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段落,就是对《剪灯新话》里的《牡丹灯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联芳楼记》等篇的抄袭和模仿,文字很少改变。其中前面部分如出游、遇鬼全过程因袭《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后面部分因袭《牡丹灯记》,如请法师下山、作法、二鬼供词,模仿痕迹最明显。但是整个结构如果去掉中间徐景春与金荣、张克让做生意的部分[④],《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结构就与《牡丹灯记》几乎完全相同:出游—遇鬼—媾合—作法—去祟。
另外,“生与女并肩而坐,女命丫鬟附耳低言,排列肴馔于秋香亭下”句提到的“秋香亭”也与《剪灯新话》附录的《秋香亭记》中的秋香亭名称相同,受其影响也是有可能的;符丽卿和孔淑芳都取名淑芳(周楞伽校注本作漱芳,无版本依据),恐怕也是《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作者要将二者糅合的契机;甚至“双鱼扇坠”的重要关目也有可能得灵感于《渭塘奇遇记》。
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正是《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对《剪灯新话》的抄袭和模仿,造成了一些疵漏,试举四例。
其一,有违生活常理。
至晚月上东垣,莲开南浦,露柳烟篁,动摇堤岸,宛然昔时之景。(《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至晚月上东垣,莲开南浦。(《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后半故事发生在“七月之望”,所以“至晚月上东垣,莲开南浦”,说莲花盛开,非常自然和真实。又,《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四“委巷丛谈”:“宋时,聚景园中有绣莲,红瓣而黄绿,结实如饴。”可见《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的描写也符合史实。但是《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开头就已点明故事发生在“正值三月之望,桃红夹岸,柳绿盈眸”之时,后文却说“至晚月上东垣,莲开南浦”,等于说三月里荷花盛开,就违背了生活常识,明显是作者对《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的模仿和抄袭时疏忽所致。
其二,有违当时情境。
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风景不殊,但时移世换,令人有《黍离》之悲耳!”(《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美人亦眉目留情,依依不舍,忽言曰:“湖山如故,风景不殊,但时移世换,令人有《黍离》之悲!”(《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在《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卫芳华为“故宋理宗朝宫人”于宋朝灭亡后有“时移世换”、“《黍离》之悲”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中孔淑芳乃一亡女,却出语如此沉痛,不符当时情境。显然是因袭不当。
而《牡丹灯记》的处理是:
行数十步,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趋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顾否?”女无难意。
这场对话,一个语带挑逗,一个顺水推舟,很是贴切。
其三,有违语言逻辑。
姓符,丽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无兄弟,仍鲜族党,止妾一身,遂与金莲侨居湖西耳。(《牡丹灯记》)
实姓孔,小字淑芳,湖市宦家之女,排行第二。家事零替,父母与兄同居,仍鲜族党,只妾一身,与玉梅侨居于西湖耳。”(《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在上文中,符丽卿的父母已亡,既无兄弟,又少族党,因此说“止妾一身”非常贴切,同时,语法结构“既……,仍……”的逻辑关系也很清楚。但是,在《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中,孔淑芳既有父母、兄弟, “仍鲜族党”在语气和逻辑上便缺少照应,应是一误。
其四,有失文气连贯。
次早大川与邻翁径往紫阳宫中。那紫阳宫有一真人,见居山岩之上,能拷勘鬼神,法术灵验。大川攀藤附葛,直上绝顶,果见一庵。正遇真人出庵闲看。(《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法师曰:“吾之符箓,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闻有铁冠道人者,居四明山顶,考劾鬼神,法术灵验,汝辈宜往求之。”众遂至山,攀缘藤葛,蓦越溪涧,直上绝顶,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调鹤。(《牡丹灯记》)
在《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中,“大川与邻翁径往紫阳宫中”,可见他们对紫阳宫非常熟悉,后文“攀藤附葛,直上绝顶”后“果见一庵”的表述就很突兀、牵强。而且又特意言明来此“承蒙玄妙观杨法师所指”,也与前面有失照应。当然,如果听人说“那紫阳宫有一真人,见居山岩之上”,等到亲眼所见如是,出语“果见”便很贴切。事实上,它所模仿的原文《牡丹灯记》正是如此。这也明显是模仿时疏忽所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改《牡丹灯记》的玄妙观魏法师为杨法师,似乎也有避忌之嫌)。
可以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比较粗糙,就是在《幽怪传疑》和《孔淑芳记》的框架上,对《牡丹灯记》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小说进行因袭和改写而拼凑成文。
三、《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孔淑芳记》与《宝文堂书目》的关系
在分析《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时,有两段话被学界引用较多。
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2.绿天馆主人(即冯梦龙)《喻世明言叙》:
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已经明确言明是“弘治年间”发生的故事,那么无疑是明人所作。如果《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同一,很明显,田氏《西湖游览志余》认为《双鱼扇坠记》是明本,所论极是;冯氏认为它是宋元旧遗,应误。但是《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并非同一文字,也有可能。因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在书眉上简称《孔淑芳小说》、《孔淑芳传》,而不是《双鱼扇坠记》。而且冯梦龙的判定应该有他的理由,不会糊涂到连开头的“弘治年间”四字都没有注意。况且冯文作《双鱼坠记》,无“扇”字。《双鱼扇坠记》也许另有小说存在,但不是本文所能臆测的了。
程毅中先生在分析《孔惑景春》时认为:“故事与熊龙峰刻本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略同,似出近体小说之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曾谓:‘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同书卷二十六《幽怪传疑》又摘载其事,或另有古体小说为本篇所本。’”[⑤]我认为,“另有古体小说”应是,可能就是《孔淑芳记》;“出近体小说之后”似乎无据,主要是从《古今清谈万选》的出版年代在万历八年(1580)之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据《昙阳仙师》记及昙阳之化去而考知),而《宝文堂书目》的著录在嘉靖年间(1522-1566)来判断,前提就是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即《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孔淑芳记》。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等因版式相同而合为熊龙峰小说四种。熊龙峰,名佛贵,字东润,福建建阳书商。所刊书籍尚有《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天妃济世出身传》。而《西厢记》刊于万历二十年(1592)。现在人们往往据此推断《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为万历刻本。既是万历刻本,那么,就不一定被嘉靖年间《宝文堂书目》著录。
文言小说《孔淑芳记》会不会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呢?在文言体的《孔淑芳记》没有发现之前,没有谁怀疑过。现在,文言体的《孔淑芳记》已经发现,那么文言体的位置在那里呢?《稗家粹编》里还收有另一篇重要小说《杜丽娘记》,也是文言体,命运与《孔淑芳记》出奇的一致。我认为:
《宝文堂书目》没有明确注明《孔淑芳记》是通俗话本语体,也收有多种文言小说。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的《蓝桥记》就是传奇添加了首尾各一诗而已,还是文言,1000字左右;《风月相思》多用文言,实在非通俗小说;《梅杏争春》从残本来看,也很古雅等。我们不能排除《书目》收录文言小说《孔淑芳记》的可能性。
《稗家粹编》作为一部文言选集,对原著很忠实,《孔淑芳记》改名的可能性很小。《稗家粹编》收有文言小说146篇,其中《鸳渚志余雪窗谈异》13篇,都依原名;《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14篇,只有1篇改名(将《鉴湖夜泛记》改成《成令言遇织女星记》,但更加切题)。《孔淑芳记》应该就是原名。
学界将《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认定为《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也是对文言《孔淑芳记》视而不见或者阙如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既然有两种“孔淑芳记”的存在,我们就必须让其正确、合理地归位。
因此,将现存的传奇体文言小说《孔淑芳记》确定为《书目》著录的小说,显然比仅仅从书名来猜测和臆断,要合理和可信得多。
[①]参见马幼垣《熊龙峰所刊短篇小说四种考释》(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3页)、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以及诸多文学史等。
[②]《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影印本第85、86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③]《古今清谈万选》解题,见《古体小说钞:明代卷》, 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14页。
[④] 小说中间徐景春与金荣、张克让做生意和结婚的部分没有情节展开,并且了无情趣,味同嚼蜡。另外写金荣与景春关系,也非正常,似有同性恋之嫌疑。如:“金荣与景春,朝暮相爱,旦夕不离。不觉数月有余,景春辞归,金荣款留再四,置酒饯于甘路寺,以诉衷曲。翌日车马仆从登途,金荣不忍分别,又送一程。”
[⑤]《古今清谈万选》“孔惑景春”篇后“按”语,见《古体小说钞:明代卷》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