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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崔莺莺的反复“作假”看人物刻画之细腻深刻(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肖旭  点击:次  时间:2001-09-0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莺莺在恋爱过程中反复作假,究竟说明了什么?

    1.说明社会环境,封建势力对莺莺有巨大的压力。莺莺生于相国之门,老夫人对她从思想、生活到行动,无不从严管教。她没有出房门的自由,终日与她做伴的红娘,是老夫人派来拘管她、“行监做守”的;而老夫人自己甚至还要管女儿的潜意识活动,“怕女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她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忠于封建礼教的淑女。莺莺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争取爱情,必然要有巨大的勇气,同客观环境作斗争。她的背叛要触动她的阶级,要伤害母亲的心,还要提防母亲的阻挠,红娘的通风报信。她在爱情中的作假,反反复复,就让我们感到在她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封建势力,如同杜十娘身后的李甲之父,陈白露身后的邵八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摧毁她们。我们从莺莺的作假中,看到了强大封建势力的投影。莺莺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一步步走过背叛本阶级的道路,成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作假”是莺莺在背叛道路上留下来的沉重脚印。

2、说明莺莺追求婚姻自主与所受的封建教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莺莺是一个受过严格封建礼教训练的相国小姐,这一特殊的身份和教养,说明了她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封建道德的熏陶,是需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她身上背着因袭的重担,在“情”与“礼”二者之间,做出最后抉择时需要一段时间,要有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因此,她是一面在追求,一面在摆脱,在追求中摆脱,在摆脱中追求,这中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她决不可能象劳动妇女追求爱情那样的坦率、热烈和大胆。在爱情中的“作假”,正是她同自身弱点、因袭重担做出斗争的反映。[赖简]折反映出她虽然迈出实际反抗的一步,但有顾虑,还下不了决心,因此才出尔反尔。“赖简”之后,莺莺派红娘又送去情书,和张生私下结为夫妻,这时她已从怯懦走向坚强,背叛了封建礼教,做出了她所能做的最激烈的反抗——那就是私自结合,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不顾。   

3、说明莺莺这个贵族小姐也背着封建社会女子的因袭重担。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中的女子,不管她出身如何,在婚姻中遭受不幸,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这些女子以切身的遭际告诉后人“慎勿将身轻许人。”这个血的教训,使莺莺在追求爱情中对男子怀有一种天然的疑惧心理,既怀疑又恐惧。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对张生的底细,不是一下子就能摸清的。张生对她到底有几分诚意,能不能和她白头偕老?这还需要不断的考验。因此她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等到张生为她病得死去活来时,她才敢托身于他,可事后还是不免有几分担忧,“妾干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个封建社会里的未婚女子有这样种种考虑,乃是历史的真实,符合人物的思想行为逻辑。在崔莺莺的这些考虑里面,不正是深刻地透露出封建社会里‘礼教大防’是何等厉害;要突破它,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夏虹《关于〈西厢记〉爱情主题的探讨》)莺莺在爱情中的作假,她时而真,时而假,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实际上是一种迂迥曲折的试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至到莺莺认为张生忠实可靠了,才将终身相许。莺莺大胆的追求爱情,又对所爱的人没有充分的把握,因而瞻前顾后反反复复。作者在莺莺复杂的内心中,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他把封建社会中妇女长期受压形成的典型心理,具体而深刻的揭露出来了。

    莺莺在同张生的恋爱过程中,既要和强大的封建势力做斗争,又要和自己所受的封建教养决裂,这中间充满着无数的矛盾和斗争。她恋爱过程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西厢记》的戏剧矛盾冲突发展是渐进而缓慢的。王实甫在渐进而缓慢中,深刻细致地刻画了人物心理,它表现了一个贵族小姐,要走上违背封建礼教自主婚姻的道路,需要克服多少心灵深处的障碍,要经过多么艰难痛苦的历程。王实甫从现实的矛盾生活出发,他把握了人物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把握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他笔下的营营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莺莺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刚强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同时她又是一个怯懦的、矜持的贵族小姐。尽管她内心中燃烧着炽烈的爱情之火,但在表面上仍然是一个矜持、深沉的贵族女子。我们说莺莺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王世贞《曲藻》)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它细致深刻的描写了崔张的恋爱过程和人物心理,这也是王实甫《西厢记》远远高出于元代其它爱情戏之关键所在。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爱情”题材是作家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人描写它,就元杂剧而言,直接写爱情题材的剧目多达三十多种。总的看,古典戏曲中的爱情戏不外是妓女和大家闺秀两种,其它类型的如神仙与人的结合等,数量不多。前者因妓女可以抛头露面,有同男子相遇的机会和条件;而后者,由于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没有自由谈恋爱的机遇;要谈,一靠父母包办,二靠偶然邂逅之机,所以多数成了“一见钟情”的模式。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的《墙头马上》就是“一见钟情”的代表。它写的是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李千金,在自家花园的墙头上看见了骑在马上的工部尚书裴行俭之子裴少俊,“一见知君即断肠”。李千金主动传书与裴少俊定亲,私奔裴少俊。作者没有写李裴的恋爱过程,当然更谈不到描写恋爱心理了。描写的只是二人的爱情结果——婚后如何,二人在裴家后花园住了七年,生了一双儿女。后来,李千金被裴父发现,逐回娘家。当裴少俊得中后,又去李家请千金回来。李千金的反封建礼教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表现。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的是“指腹为婚”的张倩女与王文举的爱情故事。情节大致同于《西厢记》,这中间也有张母逼王文举求取功名,拆散一对鸳鸯的故事。由于张倩女一见王文举爱慕至深,王走后,倩女魂、体分离,身体留在家中,魂魄追随文举去了京城。三年后文举中状元回故里,倩女魂体合在一起。这里,倩女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是以“离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很大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它仍属“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故事。像《墙头马上》《倩女离魂》这类爱情戏与《西厢记》是不同的,前者重视写结果,对恋爱经过和刻画人物心理,描写的较少。而后者主要写恋爱经过和刻画人物心理。这就如同攀山一样,《西厢记》注意写爬山的全过程,而《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等则不要爬山过程,而是用索道一下子就到了山顶。“将过程省去或尽可能地压缩,而把效果尽可能地扩大,突出出来。使效果极度奏效。”(日本今道友信著,徐培、王洪波译:《关于爱》,从描写爱情过程和爱情心理来看,这种短、平、快的结合方式,给人的感觉草率、不慎重,让人享受不到那恋爱过程中九曲回肠之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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