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男女悦慕,必假眉目勾挑,纵不涉淫,亦难免落套;况眉目勾挑,纵有情,亦不深不奇。若平如衡与冷绛雪,风中马牛也,海内浮萍也。欲无端撮合,作江皋之遇,相遇又不欲堕前人窠臼,既遇又不欲借眉目为缘,此中蹊径,实难辟置。此则全若不知,但以览古作才女之高情,但以览古题诗作才女之侠致,何尝作道路相逢之想?既题诗感慨,亦不过自负坚贞,又何尝为悦慕相思之地?无心中忽然而见诗,又忽然而相遇,又忽然而悦慕相思;而悦慕相思甚且终身不已;眉目虽亦霎时相对,而眉目勾挑工夫全用不着……方知空中楼阁,别有妙气呵成,非斧凿所能效力。知此,则知“四才子”虽小言,而为此小言,实具史才也小说在设置情节时,希望让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年轻人邂逅相遇,但是又不希望落入眉目勾挑的窠臼俗套中,也不希望无端撮合,于是用才子佳人墙上题诗,前后奉和的方式来实现另辟蹊径的情节设置。也就是说,诗歌是小说情节设置和结构安排的必要因素,并非为作家炫才而作。

相比之下,明中篇传奇中的诗歌则显得无意味和累赘得多。孙楷第先生曾概括这类小说的形式特点说:“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羼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韵语,偶涉文字,便思把笔;蚓窍蝇声,堆积未已。”[20]孙先生的意思是,这类小说中的诗词连篇累牍,并无太大的叙事意义,只是用堆积来显示作者识韵能诗的才能。陈大康先生也指出,《怀春雅集》中诗文的篇幅几与故事叙述相等,羼入诗词213首。在叙及男女主人公的邂逅时,小说根本就无心于人物爱情的描写,而是密密麻麻地排列了32首诗词来炫耀主人公的风雅与自己的诗才。[21]此类小说创作情形大抵如此,诗歌的平均篇幅往往要占去小说整体叙事篇幅的20%以上,令人不堪卒读。所以孙楷第先生以“诗文小说”来命名这类小说,实在很合适。这些诗词甚至成为小说的主干,却没有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起到作用。但在明传奇小说盛行的时代,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诗词是一种风尚,[22]人们宁可抄袭也要保证作品中含有大量诗文。当时的评点者和读者也往往喜欢根据小说中的诗词来衡量小说创作水平的高低。[23]例如《钟情丽集》中,男女主人公在评价《莺莺传》、《娇红记》这类小说时就是根据小说中的诗词来衡量的。明中篇传奇滥觞于元代,盛行于明嘉靖前后,万历中期后不再有新作。至清初时,虽还出版,但已逐渐退出表现舞台。[21]清初盛行的是才子佳人小说。仅就诗歌的叙事意义而言,与明中篇传奇相比,很显然,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对于诗歌在小说中的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们从结构紧凑性的角度要求诗歌符合结构的需要,为情节的发展服务,这显然更符合小说创作本身的特点,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二)以小人为贯穿情节的线索。不仅诗词可以成为小说叙事结构中的重要因子,必要的穿针引线人物同样可以使叙事结构更加起伏转折,也更能使小说创作如同八股写作一样富于起承转合,充满绳墨布置的技巧。在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故意设计一些小人为非作歹,滋生波澜的情节。由于小人的作乱,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跌宕,情节的设置也变化多奇。对于这一点,金圣叹在他的许多评点中都有指出,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也深有认识。金圣叹在《西厢记》读法十七中指出:“《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如欢郎,如法聪,如孙飞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笔半笔写,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11](P17)《西厢记》的主人公是莺莺、张生、红娘三个,为什么要写夫人、法本等一干人呢?因为没有这一干人,就没有办法写主人公。就像《五凤吟》里说的那样:“人才的法门,就是佳人才子,两下相思。若没有一番平地风波,生出机54缘,以成巧合,只不过是个纳聘成亲的平常夫妇,焉能传于后世哉。可见坏人亦是少不得的。”[24]小说的主人公当然应该是才子佳人,但是如果没有坏人惹出是非以凸现这些人的话,那主人公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传奇之处,故事也就不可能流传了。可见,像坏人一样的次要人物虽不能有主人公一样的地位,只不过是“应用的家伙”,但的确是有用的。对于这一点,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许多文法都与这些“应用的家伙”有关。例如“勺水兴波法”。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夹批中说道:“杨志被‘牛’所苦,杨雄为‘羊’所困,皆非必然之事,只是借勺水兴洪波耳。”[25](P121-122)意思是说,《水浒传》中泼皮牛二的出场,并非为了表现他本人,而是要让杨志杀他犯法,从而将杨志送到梁中书那里去,才好展开下文“北京斗武”、“送生辰纲”、吴用等“智取生辰纲”等众多的故事。同样,在第四十三回中,杨雄遭到“踢杀羊”张保纠缠,也并非为了表现张保,而是借着张保,让杨雄与石秀相识,从而推演出后文“智杀裴如海”、“大闹翠屏山”,以至“三打祝家庄”等一系列故事情节。又如“禹王金锁法”。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六回批中注云:“林冲实不在此书中,而忽然生出曹正自称林冲徒弟,于是杨志自述遇见林冲,鲁达又述遇见林冲,一时遂令林冲身虽不在,而神采奕奕,兼使杨鲁二人,遂得加倍亲热,不独以同乡为投分也。此譬如二龙性各不驯,必得禹王金锁,而又巧借曹正以为贯索之蛮奴。呜呼!二龙之居一山,其锁乃遥在水泊。”[25](P91-92)金圣叹所谓的“禹王”,是指该回没有出场的林冲。而该回所叙及的曹正,由于他的作用,杨志与鲁达两个的感情被拉近,所以金圣叹称之为“贯索之蛮奴”。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品中,屡屡出现的小人就是“贯索的蛮奴”,他们担当起推进小说情节进展的重要使命。由于他们的上穿下连,从而导致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屡有奇趣,引人入胜。关于小人的叙事意义,《平山冷燕》的评点者有很好的评论。如小说第三回,宋信、晏文物、窦国一等人怀疑才女山黛的才华,上奏皇帝要考较其才华,结果一败再败,被贬出京城。小说评点交代,这一回叙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宋信等小人上场,而这些小人出现和行为的目的又是为援引冷绛雪、平如衡、燕白颔等几位主人公:　　此回起衅,不过为下回开端耳。却于考较外,明明引出一晏文物,为松江做知府;又暗暗引出一窦国一,为扬州作知府;又半明半暗引出一宋信,为往来松江、扬州之地。譬如一树,人但见后来之东一蕊、西一花,而不知枝枝叶叶悉生于此矣。文人最闲之笔决不闲下,故到忙时取之左右而逢源,绝不手慌脚乱。[19](P24)

在第六回的评点中,又一次详细指出宋信这些小人的叙事意义:　　

前回考较,虽为山黛显才,然亦欲借考较之罪,降罚窦国一、宋信二人于扬州,以为援引冷绛雪之地。设于考较后,明知不如,甘心认罪,则言官偶言不当,不过罚俸,岂至降调?窦国一若不降调,则冷绛雪何由出头?故疑而不信,复以先事传题、关通天子又作一波,所以触怒圣心,而有扬州之行矣。览此者,但知竿头进步,又逼出山黛二妙对,耸人耳目,不知冷绛雪秀色芳香,已结胎于此矣。[19](P49)……冷绛雪若不触怒宋信,何因生端而进京师?宋信若不又出一番奇丑,何为立脚不定,又往松江?[19](P63)

从一般的情理看,窦国一等挑起衅端要与山黛考较一番,皇帝亲任裁判,事情已非同小可,不能再起事端。而且,这位评点者指出,考较之后,窦国一等明知不如,应该甘心认罪;而如果甘心认罪,作为言官的罪过不过是罚俸,何至于降调扬州?但是,如果窦国一等不降调扬州,冷绛雪又怎能隆重出场,又怎能被窦国一援引进京呢?所以,小说又让窦国一等在考较之后再起事端,从而触怒皇帝,被降调扬州。窦国一等人的不合情理、出人意料的行为,都是为援引主人公出场,推动情节变化发展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穿引着情节的发展,也凸现着小说的主题。但是窦国一降调到扬州,虽与冷绛雪在同一地方,然一个是知府,一个是民女,又怎么可能相遇呢?所以,宋信借知府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就必须出现;因为宋信的招摇撞骗,才招致才女冷绛雪的嘲笑;宋信出于报复,又中伤冷绛雪,与窦国一合谋陷害冷绛雪;冷绛雪于是现身于知府堂上,以才气震慑窦国一,窦国一生气之下决定将冷绛雪买献山府。这样,不仅实现了冷绛雪被援引出场的目的,她的才华也在出场的过程中逐渐浮出,小说的情节也因此与前面山黛以才名显扬天下的情节对照、衔接起来,相互照应。由于宋信等一干小人的作用,使得小说在整体布局上能够前后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环连成一体;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小人的作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得以大大区别于它的参照对象明传奇小说。前面引述的孙楷第先生批评中已经指出,明中篇传奇在创作中连篇累牍地羼入诗词,几乎是以诗为骨干,而小说中的叙述部分反而成为联络这些诗词的文字;也就是说,明中篇传奇不会为情节的紧凑回环与跌宕来设置人和事,故事的进展是松散随意的,仅仅是靠着诗歌的吟咏来改变故事情节。从小说叙事的紧凑性来说,显然,设置专门的牵引情节变化的人和事,会大大推进情节的进展,加速小说叙事的速度,小说的结构和技法也由之而更彰显。

综上所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江南地域热衷八股制艺的大时代环境影响下,又有江南文坛整体倾向于探讨文本艺术结构和技巧风尚的浸润,成为了极其注重叙事结构的小说创作类型;它把那些在明中篇传奇中连篇累牍、令人难以卒读的诗赋化作叙事结构中的有用元素,以推动情节的变化与进展;它甚至不顾情理地设置一些人和事来增进结构的复杂变化,以促进结构的紧凑。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创作手法非常拙劣;但在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时代,它们却曾经代表进步的一面,我们不能以时废事。值得注意的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注重叙事结构的时候,往往忽略人物的塑造,千人一面,缺少生动性和个性,这与八股文讲求文章结构却忽略作品情感表现的特征一脉相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清初江南文风影响下的八股小说,这恐怕是这类小说后来成为小说创作反面典型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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