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笔法自谓《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则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对作者韩邦庆的影响颇深，然而仅就小说的结构而言，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全书缺少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因而，韩邦庆决意改进，试图通过“穿插”、“藏闪”之法，将这部长达４０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总体上从容布置，或隐或现，或藏或露，使整部作品在结构上张弛有致、浑然一体，成为“从来说部所未有”的探索之作。
应该说，这是作者在艺术结构上勇于探索、实践的体现，同时也是转型了的社会与时代对于文学艺术发出的要求。
在我国古老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个人总是依附于特定的家族与部落，总是跳不出那个固定的氏族与血缘关系，总是不能进入到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因而表现到文学创作中，人物也总是活动在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家族圈子之内，深深地刻上了古老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你看《红楼梦》，尽管头绪繁杂、人物众多，作者的触角似乎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仍然是内亲外戚、三姑六婆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谱系。即使是在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金瓶梅》中，围绕在主人公西门庆周围的也仍然是家族中人以及有限的社会交往网络。而且也正是如此，当吴敬梓试图脱离家族的限制去广泛地反映众多知识分子的丑态时，其作品便成了一个个儒林故事的汇编，而缺少了人物之间的自然联络。
这种漫长的家族式的游离状况，到《海上花列传》出现时受到了有意识的挑战。伴随着上海开埠以后十里洋场的迅猛崛起，人们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准则，以适应现代商品经济活动的需要。封建社会中那种主要停留在家族血缘间的情感互动式的人际交往，被更加功利化的商业性交往所取代了。在上海这个巨大的商业场中，人们只有适应与学会这种左右逢源的社交方式，才有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去大饭店设宴叫局，还是去妓院吃花酒，抑或是去茶楼打茶围、在朋友家碰和赌牌，其真正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这些娱乐活动本身，而是有着各自利益上的考虑与盘算。打通各种关节，了解各地商情，招揽种种生意与项目，往往成了人们呼朋唤友、大肆铺张、酒酣耳热的真实意图。这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内在要求。它将整个社会都联结起来，沟通起来，裹挟起来，每个人几乎都无法甘居斗室、超然世外。在这一社会转型的重大背景之下，韩邦庆试图通过“穿插”、“藏闪”之法，探讨现代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正是触摸到了艺术手法突破的时代足音。
在《海上花列传》中，故事从闯荡上海的青年农民赵朴斋跌跤起，到其沦落为妓女的妹妹赵二宝做梦止，叙述的似乎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外地家族群落在上海滩奋斗与沉沦的过程。然而其内容已全然不同。全书没有一条线索明晰、主题集中的主线，也没有浓墨重彩刻画众星拱月式的主要人物，有的只是一场场灯红酒绿、钏动钗飞的宴会与叫局，场景是多变的，人物是变换的，而且作者似乎也懒得介绍出场人物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在初读这部小说时，人们往往会在无限止的碰和赌牌、管弦嘈杂中不知所措，摸不着头脑。即使是在上海与赵朴斋惟一有血缘关系的舅舅洪善卿，在简单敷衍了几回以后，也彼此不闻不问，形同陌路。在这里，血缘已构成不了人际关系的纽带，人们最关心的是各自的利益关系。在《海上花列传》大大小小几十回的宴会与花酒中，表面上是称兄道弟、炫耀摆阔，其内底里真不知隐含了多少的阴谋与交易、利用与被利用。即如在小说刚开头，字画与古董商人陈小云几次欣然参加洪善卿的宴会，便是希望能够结交上来自杭州的富商黎篆鸿；而经过多次的周转与奔走，直至二十五回才终于遂愿。商品，也只有商品，才能把天南地北、毫不相干的人聚集起来，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联络的整体。《海上花列传》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它得以“穿插”与“藏闪”的可能，从而实践着对我国传统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突破与革新。
作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晚清社会经济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深层基础与内在动因。将思想观念与艺术结构方面有着巨大超越的《海上花列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我们认为是有其充分的理论支撑与现实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