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适有兴趣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本书：于研究者而言，胡适的只言片语，往往可以解开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某一疑点，是极好的佐证资料；于普通读者而言，读此书仿佛看一部毫无修饰的纪录片，可以从他的晚年生活点滴中领略到胡适晚年的智慧之光。如果套用胡适所说的“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这样安静的夜里不读胡适，实在是太可惜了。
　　1958年后，胡颂平(1904年－1988年)担任胡适的秘书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适晚年亲近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适曾经说过的“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于是萌发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胡适言行的念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的正是从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适，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间胡适。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

　　至于此书的价值，胡颂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记录胡适言行之后说：“胡先生自己的日记，有些地方是要顾虑的，不能任情写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实记载下来，将来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实也证明，此书与胡颂平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已成为研究胡适的必备参考书。
　　
　　和易可爱的君子之风

　　《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自不待言。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论语》相提并论或有拔高之嫌，但单就记录一位文化大师的言行这一点，二书又确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之处。胡适曾说，“……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从和易可爱一点来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确也做到了。

　　正如此书封底所言，胡适在生活中与随从之人的谈话，“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以胡适的学识之渊博，见闻之广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涉内容实在太过宽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意、即兴的谈话当中，读者或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胡适的君子之风。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对于这种批评，胡适仅仅说：“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而《自立晚报》做“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写，记者凭个人的猜想，称“他(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胡适认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