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个人、有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有一段历史，正在被淡忘。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前，就是这个人用他的绝无仅有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了——的一笔。这就是林纾和他“林译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充满了无数遗忘的历史之后的世纪末，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事实时，我现在不能不分外强烈地意识到由“林译小说”所引发的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以往和现实的文学中都已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到过关注，但它却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理论解释，因而至今仍构成世纪末——我相信也将包括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悬念。
在我的理解中，这个悬念即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可以简要而直接地表达为这样两个相关互补性的具体问题：
一、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何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基本资源?
二、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学何以几乎难以或不能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基本资源?
我知道这种概括和设问的方式会有失之极端之嫌，并且，其中还明显地包含了别人未必认同的我的一种肯定性判断。对此的质疑和反驳能够非常轻松地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找到种种例证。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对以上设问方式的信心。因为就文学史上常常出现的普遍现象而言，在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问题上，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地位，其反差程度之鲜明突出，其自觉程度之悬殊有别，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紧张或对立关系。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并不能因哪怕是为数众多的个别反例存在而减弱其在文学表现和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从林译小说的时代开始，如果仅仅是外国文学之终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这一文学史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尖锐的现象或问题，关键主要在于由于这一事实的出现而对中国传统文学作为基本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构成了威胁和排斥，并因之影响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种种走向和面貌以及文学的基本观念，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否则，就不能理解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何以会在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此起彼伏地成为一个经常不断的争议性问题。与此颇相类似的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所谓中学和西学的“体用”关系，至今也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的意图是首先强调有关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其次便是寻求对之的文学史说明和可能的理论阐述。——在我看来，这显然与也当下的中国文学有关。
二
作为“林译小说”滥觞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于１８９７年，公开刊行则在两年后的１８９９年，距今恰值一百年。此书一出，立即风靡，以致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不过，林纾此译，却是纯系偶然，决非有意为之。因其夫人不幸去世（１８９７年３月６日），遗下一女二子，而林纾正在中年（４５岁），牢愁寡欢可以想见。友朋为慰其丧妻之痛，买舟邀游。同游者中有刚从巴黎返国，熟知法国文学名著的朋友，便一起鼓动林纾开笔试译，以遣闲情。但因林纾对于任何一国外文均不识一字，于是翻译的方式只能采取别人的口译、林纾笔记润色的合译之法。林译小说也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全部完成的，所译作品数量总计约一百七八十种（各家所说不等，因散佚之作无法确计）。
林纾当初并不以译事为意，《茶花女》竣事后就未马上出版。但更为出乎林纾意料的是，《茶花女》及此后所出的林译小说，在士林文学界引起的反响却是极其巨大。别的姑且不说，后来的新文学革命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人，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洋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
在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是至为关键的。绝大部分的林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出版的。当时的商务编译所正由林纾的挚友高梦旦主持，在《茶花女遗事》获得空前成功之后，高梦旦即邀林纾专事西洋小说的翻译。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中说，林译小说中的“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就是由商务印行的。那么，也就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高梦旦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介入，林译小说的翻译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行为，才终于构成一种划时代、历史性的文化事件。——对比之下，商务的商业性动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林译小说的意义何在?论者自可各抒己见，本文对此不欲进行全面探讨。我想强调的主要是，由于林译小说和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一百年之后又一个世纪末的今天来看这一演进的过程，仍将发现当今的中国文学依然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且，其中的有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化了。
当然，林译小说并不是那个时代（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中的孤立现象，确切地说，它是由相同的现象（即文学翻译）所构成的中国文学时代背景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上海书店，１９９３年）的“导言”中说，“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之中，“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而“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当时除林纾外，著名的外国小说译者，尚有十余家。译事之兴盛，使得翻译小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创作小说。有据可证的如，《小说林》第七期所载的《丁未年（１９０７）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列创作小说共４０种，翻译小说则有８０种。１９１１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２０种，翻译小说竟达４００种。而据钱杏（阿英）估计，当时的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能两倍于１２０种，翻译小说的出版，也可能更有两倍于创作小说之数。这种数量对比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如１９１９—１９５０的三十年，１９５０—１９９０的四十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９年这三十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为“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它与《代数术》（华蘅芳译）、《天演论》（严复译）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以上述引大意）
但林纾对自己所译小说的“革命性”意义并未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即他从未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估价和评判过“林译小说”的价值。他更为关心的是所谓“末世”之中“古文”的命运。他在去世之年（１９２４）有诗《留别听讲诸子》，其中“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文学的要旨，不失为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梁启超也曾指出，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语出《清代学术概论》）在其自觉的文化意识中，林译小说的道，即是孔孟（儒学）的纲常伦理规范，而韩（愈）欧（阳修）古文则是其语言载体，两者表里相辅，不可分离，也不可或缺。这就是林纾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信念。
康有为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林纾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在翻译文体上，严复兼采了改良后的桐城家法和古代的译经之法，林纾则以唐宋古文义法与笔记小说家语并用，两译都有开宗立户的用心，并非一味依傍前人。尤其是林纾，在文章之道上，不仅归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且更以中兴古文的历史使命自任，林译小说的动机也与此相关。在林纾的文学和文化视野中，西洋小说里有着与中国古文相暗合的“义法”。林纾固然多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小说，同时也指出并强调西洋小说中有堪与《左传》、《史记》并肩的好文章，其异曲同工之处，皆在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他说英国的司谷德，“可侪吾国之史迁”，“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借以正风俗、戒人心而外，还有着宏扬古文义法的曲折用意。他曾慨叹：“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在他眼中，清末的中国文章真可谓衰微已极。”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属谁?”（同上）因此，挽救古文的颓势，不仅意在中兴中国文学，而且也含有中兴中国国运的抱负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既是一个天真得顽固的爱国者，同时也不期然地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历史转型时期的革命者——他确确实实是将外国文学视作中国文学可资镜鉴和利用的一种文学基本资源的。而且，客观上林译小说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文学史结果。
三
但是，林纾在历史上的主要形象则是一个保守者，因为他至死都坚决反对白话新文学。这已成为一件历史定案，我并无意强做翻案文章。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的价值是可以以多种角度去获得的。所谓历史之常说常新，道理便在于此。
保守的林纾是用中国古文（宽泛地说是文言）翻译西洋小说，激进的留日学生周氏兄弟也是用文言（甚至是比林译的唐宋古文更为古奥的魏晋文风）翻译外国小说（《域外小说集》）。不仅如此，清末民初、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体形式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当时的欧洲诗歌到中国后便都变作了四言诗或五言（格律）诗，其本来面目几不可寻。同样，莎士比亚的诗剧或戏剧作品也往往会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来迎合中国的读者。这种现象在后人眼中一般都被看作是中外文学交流初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面对欧美近代文学时的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林译小说的事实却将引导我对此作出恰恰相反的理解和结论。
从林译小说和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盛况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学并未与外国（欧美）文学产生尖锐的对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基本事实，其一，外国文学的翻译先驱，不管其文化倾向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或有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因文学翻译活动而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排斥和否定，即使是鲁迅，也是直到五四前夕，才发表了激烈的反传统言论；早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完全是由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种自然状态进入中国文学之中的，并且，它们也都兼容在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崭新的历史内容。其二，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并没有构成外国文学翻译的障碍，相反，外国文学都能够顺利地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以中国文学自身的更新和创造为前提的，同样，坚持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并不妨害同时可以外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创造的基本资源。——林译小说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时代潮流的情境中，最为突出地完成并代表了中外文学的历史性融和。
一方面是积极地译介外国文学，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资源；另一方面则中国的传统文学也未丧失其价值地位，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资源。恐怕这才是正常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形态。它保证了民族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本性，并获得更为丰富和强大的发展。相似的情形在学术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举其大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西方文化背景，但这并未与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思想形成冲突和对立，而且，他们倒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无法将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概视之为保守主义的。比较起来，他们的传统学术研究还是更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为突出和主要的特征。对于自觉反传统的鲁迅，也可以作如是观。《中国小说史略》自然不失为外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历史相融和的典范，即使是白话新文学的伟大开篇《狂人日记》，其思想宗旨和文体形式虽然也算是远道舶来，但小说中的具体经验和个人色彩，又确定了它的中国文学特征，并且，它还有着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依托——鲁迅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尽管他具备了长期的留洋经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
因此，从林纾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第一代作家，虽然外国文学经由他们的译介和创作而成为中国文学的实际资源，但并未因之使中国文学趋于消亡或成为西方文学的中国版。否则，将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呢?中外文学在资源价值上的分化和对立，其实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之后才逐渐变得尖锐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