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八股文写作的需要，布局谋篇是归有光最为关注的为文之法，他尤其注意研究起承转合的章法，如对《司马穰苴列传》起首评道：“简明劲直，亦与事称。”这是为作八股的破题文字而引发的议论。《评点史记例意》有云：
晓得文章掇头千绪万端，文字就可做了。作文如画，全要界画，起头交接处谓之起伏掇头，本纪多，列传少，起头处断而不断（断而不断以意言）。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评点道：
此传如事书之，不复添设，而简淡之中笔端曲尽，自首讫尾，融结宛然，更不可分划。赞后附出二事，承前“淖齿既杀mǐn＠②王于莒”及“燕长驱平齐”，与世家相为跌宕，而著齐之所以转亡而为存也。史公此等见作传精神洋溢处，昔人云峰断云连是也。
这里，归有光总结出，布局谋篇的功力是《史记》文章能产生出浑然天成、自成境界的艺术效果的原因。他认为，《史记》的叙事，在整体结构方面讲究“界画”，虽有千端万绪，但注意在起头交接处下功夫，所以总能将这“千绪万端”收拾到一处，使通篇文章围绕一个重心发展，同时各路线索也都指向一个主题。此外，归有光还注意到，文章的浑然天成不止由于形式上的照应，更重在作品内容上的勾联，作者写作时情感与上述内容和形式相融合，方能构成“峰断云连”的文章境界。
2.关于叙事手段
《归评史记》中还有一些对具体的章法、句法等叙事手段的评论，由于评点者下了很大功夫进行阅读和体会，故而这些分析和阐释既切中肯綮又深入浅出。
如《评点史记例意》中说：
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
《史记》只实实说去，要紧处多跌荡，跌荡处多要紧，亦有跌荡处不在气脉上，故不用黄圈点，虽跌荡又不是放肆，《封禅书》云“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是总，又是跌荡也。
跌荡如在峡中行而忽然跃起，此与激处不同，跌荡如《封禅书》三神山一段中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曰“未能至，望见之焉”，都是跌荡处，跌荡处都是焉、矣字。
《史记》重叠处正不见重叠，旁支处黄点，不是旁支者用朱圈点，旁支处只点景说，不是这等死杀说。
《高祖本纪》“项羽兵四十万”云云，淡而景好，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论。
《史记》如人说话，本说此事，又带别样说。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评道：
当是时，赵歇为王，气开一开，如说此处饮酒，乃说他处闲游，景致虽烦而不烦，大率是精神妙处，又此段是“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句，开出顿挫，如水之涩而遽纵。
是顿挫，又承上启下，盘旋如水之潆洄。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又评点道：
文之总束又是跌宕，“世主莫不甘心焉”，“未能至，望见之焉”，都是跌宕处，跌宕多焉、矣字。
归有光的评点概括出《史记》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文章布局用心深刻，详略得当，能以叙事营建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制造出情感气势。他还着意评点了《史记》口语化的叙事手法，仿佛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却别有生动之处，道出了此前批评者未经道出的深味。这里的“跌宕”（或“跌荡”）、“重叠”、“旁支”、“顿挫”等措词，虽都是当时评点通用的批评术语，但将其应用在对于《史记》的点评上，却是归有光对于《史记》接受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为了更为清楚地表达其所涉及的意象，归有光结合《史记》中的具体段落，使用了大量的比喻，用“如大塘上打纤”、“如人说话”、“如人透气”来设喻解说，将这些写作方法用浅显的道理清楚透彻地讲来，不只讲出意义上的区别，而且总结出句式上的规律，如“焉”、“矣”出现所代表的意义等。其分析之具体、总结之精细，都使前人无法匹敌。这些分析和概括，为当时的学者阅读、理解、引用乃至套用《史记》的内容和文字，提供了切实的方便。近人多受清代学者的影响，对于《归评史记》评价不高。这主要是由于章学诚等清代学者将明人对于文学形式的一切研究归为空疏之学，加以批评，认为这只是“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6页，第286页。）。实际上，归有光等古文家从事的这些结合实际应用对于《史记》所进行的研读，非常适合当时人的需要，能够将个人的接受结果很快转化为大众接受的途径，因而对于《史记》在当时和其后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从文学形式方面阐发的规律，则开启了对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在《史记》的接受史上的价值不可小觑。
三、对《史记》内在“神理”的阐释
就如何在接受中贴近本文，并得出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归有光也有独到的识见，他在《评点史记例意》中说：“我喜怒哀乐一样不好不敢读史，必读得来我与史一乃敢下笔；读书如读项羽垓下之败，必潜然出涕乃为得之，为文须要养气。”这里的“我与史一”不仅涉及到接受时的境界，还涉及到如何将这种境界带入写作实践进行应用。归有光强调，取法《史记》时，要尽可能使自己回归本文，回归本文的境界，使读者接近和领略作者的心境，靠近原作的精神。在其他文字中，归有光曾这样描述自己阅读《史记》的经验：“余少好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注：《陶庵记》，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他不无自负地说：“子长更数千年，无人可及，亦无人能知之。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注：《与陆太常书》，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上述文字表明，归有光的史记阅读和评点既注意到了读者和作品双方的存在和重要性，又把接受的重心放在了对于作者与文本境界的靠拢，这是他“师古”主张在《史记》接受中的具体体现。对潜在于《史记》中的“神理”用心揣摩、体会和鉴赏，将自身融入文本、追求与作者神魂合一的阅读，使他的评点文字常常激情澎湃、充满感性和顿悟的火花，因而能够切入文本，深入到历史和文学等多个阅读层面，得出了许多不同前人的接受成果。
1.历史层面的接受研究
在对《史记》文本的历史研读方面，他注重考辨《史记》的源流，认为《史记》文字皆有所本，具体到写作上体现为，可借鉴的资料越多，则相关叙述愈加充分、周详，所本史料基础越好，则文中的叙述文字愈加精当。《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秦本纪》便有这样的议论：
《秦本纪》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纪，旧史皆亡，故多凑合。秦虽暴乱而史职不废，太史公当时有所本也……又《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赵世家》文字周详，亦赵有史，其他想无全书故也。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又申述道：
史公究是秦汉时人，作《始皇》、《项羽本纪》，其事雄伟，笔力与之称，《五帝》、《三王》本纪便时见其陋，然古书存者盖亦少矣。
在对《史记》的接受研究中，归有光并不简单地盲从《史记》的记载，他还根据《史记》所本文字以及其他论述进行史实考述，而他所作的《史记》与《战国策》、《史记》与《汉书》在记载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差异之比较，则丰富了《史记》的接受研究。这样的内容见于《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的评点：
威王二十五年复出此，当是误，或是一事而传闻异词，至宣王元年，又见。《战国策》又作闵王燕哙事。
评点中必然包括了一些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和评述，这部分文字是归有光对历史的冷眼观察和客观评价，因此更能够体现他作为读者的个性和见地。在评点《萧相国世家》时，归有光就发此感慨：“以何之恭谨，几陷虎口者数矣，以鲍生、召平等三人言得脱，淮阴泱泱，宜其死也。”对淮阴侯韩信终遭刘吕集团的残害，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同时不露声色地申说了“兔死狗烹”的悲剧根源在于寡恩薄情的君王，阐发了司马迁未经言出的深意。
有关班、马异同的比较研究，自《史》、《汉》两书问世，便代有其人。归有光在对班、马异同的比较研究中，除了上引有关史事互证的考述外，还通过逻辑的论证揭示出司马迁优于班固的史识。在评点《袁盎晁错列传》时，他针对两书记载的差异指出：“《汉书》尝言晁错欲令帝亲征而身居守，《史记》不载，或是傅致之辞，盖建奏狱难用削地为名也。”认为《史记》之所以不载其事，是由于司马迁不肯罗织不实罪名以掩盖历史真相，而班固却采用了此说，从史识的角度给予司马迁以高度评价。
2.文学层面的接受研究
除了对《史记》文法的剖析，对于《史记》文本的文学解读是《归评史记》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对文本的阐释首先基于领会文字内涵，故而其中一些文本阐释类似串讲，着意于对文义的揣摩，这很有可能是为了讲习的需要所下的功夫。如在评点《苏秦列传》时分析道：
“臣窃以下”至“岂可同日而论哉”，所以言从之利，实择交而得之意，“夫卫人者”以下至“愿大王孰计之”，所以言卫之害，实择交而不得之意。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因上言荀子“推儒、墨、道德”之意而申言之，又隐然见孔之有墨、犹孟之有荀也。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
傅蒯传，不类补者。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下文类褚先生所补者。
对《史记》风格气韵的评述是《归评史记》在文学研究方面的突出之见，归有光深化和阐发了“尚奇”和“发愤”之说。司马迁的“尚奇”之说始于汉代扬雄的《法言·君子篇》，其中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其后，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阐发并弘扬了司马迁好奇之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归有光则将好奇这个概念引入了对《史记》风格气韵的评说，《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评述《史记》风格道：“《史记》好奇，汉书冠冕雄浑，自《晋书》以下，其气轻，无足观矣。”在评析《老子韩非列传》时说：“太史公列传于数人合传者皆各有义法，今合读之尤见其奇。”更是道出了接受的效果。由此，在对《史记》文学性的阐发上深入了一步。归有光认为，《史记》的“好奇”与“尚奇”源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因感“愤”而生出无穷古今之慨，所以才形成汪洋恣肆的文字与震古铄今的篇章。
综上所述，《归评史记》既是作者自己研读古文和考证古史的心得，又是教授时文的范本、写作时文的参照。由于对《史记》神理的深刻体味和借鉴，归有光的评点文字不仅“能《史记》若”，还兼具了个性的特征，使他可以把抽象的理论境界描述得十分具体。由于《归评史记》对于《史记》文本的阅读和评点，都指向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写作，尤其是八股写作的应用，所以具有时文轨范的实用价值。《归评史记》的流传此后超过了同时代其他各家的评点，在明末及清代大为盛行。清代学者张裕钊在《归评史记后叙》中即说：“归熙甫氏评点《史记》，治古文家多葆之，传相趋写。”据见过这个范本的章学诚不无嘲讽的记载，它在清代流传本的面貌应该如此：“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正是这个录本在清代被古文家“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认为“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lù＠①，由此出者，乃是正宗”（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6页，第286页。）。
《归评史记》并非归有光《史记》接受的全部，写出“能《史记》若”的文章，方是归有光《史记》接受的目的和标准。他自觉地将接受转化为结果，不仅阅读《史记》，欣赏《史记》、评点《史记》，还在写作中自觉地应用《史记》的笔法，贯彻《史记》的思想观念，追思《史记》的精神气韵，由模拟而创新，形成了一代独步的散文境界。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派别——桐城派的代表方苞、姚鼐推崇归有光的文章，将其奉为桐城派的祖师，借由归有光以及《归评史记》，《史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