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因外来冲击而展开的自省过程，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最初的自省是着眼於物质的：我们科技不如人，没有洋人的船坚炮利。跟着的自省是着眼於制度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如人，没有外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其间也有一些思想家会在物质与制度之外思考到“人心”问题，可是这方面的反省是比较肤浅的，主要是针对朝廷大员因现存制度而形成的庸惰，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序》所提出的。当时思想家没机会广泛接触、深入了解异国之民，无法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比较中外的异同，见出一己民族之弱点，而提出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有机会直接比较中外的国民性，始能提出新民说，讨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林纾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东西国民性的不同，以小说中的具体事例，比照自己的国民，从而呼应梁的号召，提出国民性之改造。国民性之反省与改造是近世中国走向世界重要一环，它一方面显示国人摆脱落后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大同世界的企盼。
林纾在译序中经常提到的国民性是怯懦与奴性。他在《剑底鸳鸯序》(Walter Scott(1771-1832),The Bethrothed)中，因为其书“叙加德瓦龙复故君之仇，单帔短刃，超乘而取仇头，一身见缚，凛凛不为屈。即蛮王滚温，敌槊自背贯出其胸，尚能奋巨椎而舞，屈桥之态，足以慑万夫”，便进一步讨论到民族性问题：“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轶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他马上就以此和中国的国民性比较，而得出“吾种倦敝”的结论。(34)在《埃斯兰情侠传序》(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EricBrighteyes)中，因为小说中述及的埃斯兰之民，“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联想到“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再反思中国的情况，“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於是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极柔而将见饫於人口，思以阳刚振之”，(35)因而提出敢於反抗欺凌压迫的尚武精神。而在《鬼山狼侠传序》(Haggard,Nada the Lily)中，又因为狼侠洛巴革“始终独立，不因人而苟生”，而反思中国多苏味道(648-705)、娄师德(630-699)一类的奴才，“火气全泯，槁然如死人”，又多“茹柔吐刚”之败类，“往往侵蚀稚脆，以自鸣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压良善者”。(36)林薇指出，这种在文学作品中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下开五四新文学中对国民性批判的先河。(37)
林纾在译序中对外国小说的绍介、评价、分析、称许，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先则承认科技不如人，继则承认社会制度不如人，至於文学一事，由於对外国文学毫无认识，遂得以维持夜郎自大心态，以为这是中国胜於西洋之一端。林纾以古文名家身份翻译西方小说，以古文技法的标准去衡量西方小说，不但发现西洋小说的文学价值可以比肩左、马、班、韩，还指出西洋小说有些地方非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师所能及。
林纾早在1901年写《黑奴吁天录·例言》时便已开始用古文义法来评价西方小说，他说：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38)
在1905年写的《斐洲烟水愁城录序》(Haggard,Allen Quatermain)中，进一步以此小说与司马迁《史记》的《大宛列传》相比，认为其书“写洛巴革为全书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39)在1907年写的《孝女耐儿传序》(CharlesDickens(1812-1870) 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更认为狄更司能为中国古代大文学家所不能(40)。
林纾为数至多、包涵至广的外国小说中译，是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外国人的人生观的重要窗口。小说本身固然描写了西方人生观与价值观，对国人有他山之石的作用，林纾基於宣扬改良的需要，也经常在译序中对比东西方人生观的不同，而鼓励学习西方积极、进取、务实的人生态度。例如他翻译法国沛那(G.Bruno, 1833-1923)的《爱国二童子传》(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书中言及法人孟叔及嘉纳在国家沦亡之际，脚踏实地，不枵响，不浮气，“培植子弟为工程师，立实业学堂无数”。卒能制胜於外。这种“实业救国”的故事，对中国人固然新鲜而有启发，林纾更以之与中国人“状元宰相”的人生观对比，认为中国人自古至今都以官位名禄为人生目的，即使科举废行，学子仍以法政一门为尚，可见这种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说：
人人慕为执政，其志本欲以救国，此可佳也，然则实业一道，当付之下等社会矣。西人之实业，以学问出之，吾国之实业，付之无知无识之伧荒，且目其人、其事为贱役，此大类高筑城垣，厚储甲兵，而粮储一节，初不筹及，又复奚济?(41)
这种改变人生观的教育，是林纾借翻译小说带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
在开始了翻译事业之后的15年，有了翻译81种西洋小说的经验以后，林纾也开始了文言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用文言写了5篇中、长篇小说，即《剑腥录》（作於1912年，1913年出版）、《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4)、《巾帼阳秋》(1917)和《冤海灵光》(1917)。这些小说虽然展示了一些他所理解的西方小说的影响，但他并未大量运用新手法新技巧。(42)就题材而言，这五篇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四家的作品颇有相类。《剑腥录》、《金陵秋》和《巾帼阳秋》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的那种“揭发伏藏，显其蔽恶”的小说，与李伯元(1868-1906)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1886-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相类。《劫外昙花》是历史小说，近於吴趼人的《痛史》；《冤海灵光》是公案小说，近於吴趼人的《九命奇冤》。(43)林纾虽是有名气、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但一著手创作，他仍摆脱不了谴责小说作家走过的路。
不过他的文言创作小说仍不免透露出一些他因翻译外国小说而习得的影响。他在近代小说家中是较早放弃章回体的惯例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等旧套中的一人，这是文学史家所乐於道及的。(44)他在小说内刻意用谐谑幽默的笔调，又费了许多力气从心理细微刻划去写情，与传统文言小说有很大的差距。(45)在《兔海灵光》里，他也有意识仿效狄更斯的做法，“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细致描绘下层社会的众生相。(46)而在《剑腥录》里，也一再运用了因西方小说传入而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小说家所乐用的倒叙法。(47)而因为翻译时所受西方小说的潜移默化，他在写小说时也就对固定小说视角有很大的警觉。(48)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中国小说因为报刊连载形式而使小说结构散乱成风的时候，林纾以他古文家对“义法”的严格要求，配合了他对狄更斯等小说家作品针线细密、结构严谨的体会，他的创作小说在组织结构上追求严谨完美，为五四新小说树立了良好的先例。(49)
除了文言中、长篇小说，林纾也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是1913年在北京《平报》“践卓翁短篇小说”专栏和1919年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专栏发表的，为数有百馀篇，后辑成《践卓翁小说》、《畏庐短篇小说》、《蠡叟丛谈》、《畏庐漫录》等集。(50)这些小说为他赢得“今之蒲留仙”的“＠⑥号”，(51)但其中却有不少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52)然而林纾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是不容忽视的。在近代文学事业上他与梁启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翻译了西方小说以作学习的楷模，又建立理论，指示新方向，更进而身体力行，粉墨登场，示范创作，去推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所不同的是梁启超以左手搞文学，林纾以右手搞文学，他不但在文学的质与量两方面填补了梁启超的不足，更修正了梁氏过於功利而暴露的干瘪。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五
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篇奠基论文，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於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是新文学大军前锋部队的右翼，其进攻目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另一篇是陈独秀(1897-1942)的《文学革命论》（刊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是新文学大军前锋部队的左翼，其进攻目标是文学的精神、内容。这两篇文章互相配合，对传统文学发挥摧枯拉朽的作用，是新文学运动成功的关键。《文学改良刍议》的主要内容，差不多都可以在黄遵宪(1848-1905)的言论中找得到。《文学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也已经由林纾借着翻译小说替他准备好了。黄遵宪靠着中外语文现状的对比，看到了当时中国语文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他借外国语文为参照系数，指出了中国语文的发展方向应是像外国语文那样的言文合一；林纾靠着中外文学的对比，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的不足，他也借外国文学为参照系数，指出了中国文学的方向应是取法西洋，向世界文学发展。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书特写的“三大主义”(53)，抨击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进一步指出这些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林纾在他的译书过程中对此早有体会。他在1908年写的《不如归序》中，对比了中外史传记叙之文，说：
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极言敌之丑蔽畏葸，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用以为快。所云“下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语耶？若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於纪实。(54)
已是对夸张不诚的国民性的批判。而在为狄更斯几本小说所写的译序中，他更一反中国小说之故常，充分肯定刻划社会下层的写实文学的文艺价值。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他一再以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之文为高；(55)在《块肉馀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56)在《贼史序》中，他又肯定狄更斯揭发社会阴暗面的写实小说伦理学上的价值。(57)陈独秀能够提出“三大主义”，大声疾呼，是依仗林译小说和林纾译序为基础的。
林纾译了不少写情小说，最有名气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透过他的翻译，西方的爱情观得以在中国排闼直入，动摇了礼教的基本，掀起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一直延绵到五四新文学中，成了作家最热衷於探索的题材。从龚自珍(1792-1841)就开始倡导的个性解放，经历几十年，不见得有重大的突破，林纾以他翻译的西方小说，仔细述说西方男女追求爱情的轰轰烈烈的故事，使中国读者有一个具体比较的基础，才使这个诉求由涟漪突变为巨浪，促成了文学和社会巨变的实现。
林纾以他189种的翻译小说，为新旧文学的过渡筑成了前所未有的崇高祭台，每一本小说就是一根燔祭的柴。当他惊觉自己和自己所背负的道统就是燔祭的牺牲的时候，他竟想把自己点燃起来的祭火熄灭。然而烈火熊熊，势不可止，他消灭了自己，却完成了燔祭。后世观看这场燔祭的录像的人，如果讲究古文家的“义法”，都应该知道，他自始至终都是挥舞戈矛的主角，(58)只是从前的戈矛指向后来的他，后来的戈矛指向从前的他。
注：
(1)林纾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写了不少文章，如《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致蔡鹤卿书》(1919)、《荆生》(1919)、《妖梦》(1919)、《腐解》(1919)、《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1919)、《续辨奸论》(1923)等。
(2)《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专集34，72页。
(3)据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曾於1921年10月致书朱羲胄，对梁启超表示极大不满。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55页。
(4)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67页。
(5)梁氏所举各项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54页。
(6)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载姜文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461页。
(7)载林薇：《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128页。
(8)见〈林纾年谱简编〉27页。
(9)《林纾选集·文诗词卷》223页。
(10)见薛卓：《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载《林纾研究资料》，389页。
(11)参蒋英豪：《自写风怀与兼贻史料——林纾剑腥录析论》，载《传统与现代之间》（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12)林纾：《薛则柯先生传》，《林琴南文集》（《畏庐文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23-24页）。
(13)见《林纾年谱简编》15页。
(14)朱碧森：《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187页。
(15)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载《林琴南文集》（《畏庐续集》）25页。
(1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171页。
(17)见林纾《震川集选序》（作於1921年）载《林纾研究资料》，77页；又见〈方望溪集选序〉（作於1923年），转引自《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286页。此外，他在《慎宜轩文集序》中也否认是桐城弟子，见《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5页。
(18)转引自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34页。
(19)事实上林纾对桐城文派的清规戒律颇有不满，例如他在〈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中就说：“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於盛年。”见《林琴南文集》（《畏庐续集》）页20。
(20)俱张僖序《畏庐文集》语，见《林琴南文集》（《畏庐文集》）序。
(21)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79页。
(22)见《林纾研究资料》，127页。
(23)黄浚：《花随人圣āｎ＠④摭拾》上海古籍书店，1983，238页。
(24)林纾在1902年写的《露漱格兰小传序》（信陵骑侠译）中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转引自《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133页。
(25)见阿英（钱德富，1900-1977）《关於巴黎茶花女遗事》，载《林纾的翻译》，55页。
(26)他后来写《露漱格兰小传序》终於想到办法完成这个心愿：他把茶花女马克对爱情的坚贞与龙逢比干的挚忠极义相比——他心目中的“龙逢比干”可能就是戊戌六君子。
(27)见《译林叙》，《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129页。
(28)这是林薇以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为基础参以其他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见《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86-95页。
(29)这是林薇以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为基础参以其他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见《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86-95页。
(30)参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12、166-167页。
(31)见曾朴1928年3月16日写给胡适的信，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页507。
(32)《林纾的翻译》21页。钱氏此文是有关林纾论文中最令人感觉痛快的一篇，其“惟陈言之务去”的精神，尤对后来研究者多所启发。
(33)薛卓：〈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林纾研究资料》387页。
(34)林纾：《剑底鸳鸯序》，载《林纾选集·文诗词卷》191-192页。
(35)《埃斯兰情侠传序》，《林纾选集·文诗词卷》178页。
(36)《鬼山狼侠传序》，《林纾选集·文诗词卷》180-181页。
(37)《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232页。
(38)《黑奴吁天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页。
(39)《林纾选集·文诗词卷》225页，197-198页，186-187页。
(40)《林纾选集·文诗词卷》225页，197-198页，186-187页。
(41)《林纾选集·文诗词卷》225页，197-198页，186-187页。
(42)内田道夫著、夏洪秋译：《林纾的文学评论》，《林纾研究资料》，262页。
(43)《自写风怀与兼贻史料——林纾剑腥录析论》66页，84页。
(44)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中指出，“中国近代长篇小说最早摆脱章回体的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说》（1912年），先於林纾的《剑腥录》（1913年）。”见1547页。
(45)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中指出，“中国近代长篇小说最早摆脱章回体的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说》（1912年），先於林纾的《剑腥录》（1913年）。”见1547页。
(46)寒光和林薇都留意到《冤海灵光》与狄更斯的关系，见《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315页。
(47)张俊才：《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引文见《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327页。
(48)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5页。
(49)参〈自写风怀与兼贻史料——林纾剑腥录析论〉中对林纾《剑腥录》结构的讨论，见84-86页。
(50)参张俊才：《林纾著译系年》，载《林纾研究资料》。林纾另有《技击馀闻》、《铁笛亭琐记》等《见闻笔记》。
(51)“鸣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是章太炎在林纾死后说的话，见《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315页引。
(52)林薇：《小说卷前言》，见《林纾选集·小说卷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页。
(53)载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2页。
(54)《不如归》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页。
(55)《林纾选集·文诗词卷》198页，203页。
(56)《块肉馀生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页。
(57)《林纾选集·文诗词卷》198页，203页。
(58)林纾尝评论曾朴的《孽海花》，认为“彩云是此书之宾，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误矣。”曾朴引为知己。见魏绍昌(1922-)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1页。
＠⑥原字为言加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