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通俗的“诗界潮音集”

梁启超曾在《清议报》（1898—1901）和《新民丛刊》（1902—1907）特设两个诗歌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梁在出《清议报全编》时将两个专栏合称为“诗界潮音集”）[9]（P266），作为“诗界革命”理论主张得以宣传和实践的重要阵地。“诗界革命”的创作实绩也在其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三长”说：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他曾以此为标准，认为黄遵宪的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新语句”与“旧风格”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故言：“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10]（P189）梁启超最终让渡出了“新语句”，而保留了“旧风格”，希望以此来迎合大众的传统审美观念，从而确保承载改良启蒙意图的“新意境”深入民众。新意境，是为实现思想观念的西化，旧风格则是传统形式的继承。“三长”退为“二长”，是思想启蒙与诗体建设相互妥协达成的新契约。

维新运动在上层改良的失败，使得维新派将目光游离了士大夫而投到了民众身上。思想启蒙的深入将“诗界革命”推向通俗化道路。既要广泛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相异的西方现代思想，又要投合文化水平低下、思想观念传统封闭的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诗界革命”毅然重新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样是启蒙任务的必然要求：借鉴民歌民谣，走向通俗，深入民众。“诗界潮音集”在“新诗派”和“新派诗”的基础上，引入了民歌形式，还尝试用歌行体创作，涌现出像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优秀作品。诗风恢宏壮丽，诗篇较长，且形式更为自由宽松，句式增多，押韵也较宽，诗歌的叙述性及情感容量也大大增强，有散文化趋向。居“庙堂之高”的古典诗歌在“诗界革命”中与民歌民谣结亲，再次重新激活了本已僵化的传统诗歌的内在生命力，也强化了诗歌与民众的亲和力以及诗歌的启蒙效果，“其自由性和大众性却已不知不觉为中国五四新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定的基础”。[11]（P153）同时，诗歌的通俗化也为其后白话文运动的迅速开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诗界革命”的诗体革新是在民族启蒙意识的激发下得以兴起的，但其语言始终没有跳出文言文的踯躅，意境也未能整体突破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古典规范，诗歌形式虽然走向自由化和散文化，但仍然困囿于传统诗歌的韵律文法。因为在梁启超看来，打破传统诗歌的格律与文言语法结构，就不存在“诗人之诗”。然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作为理论出发点与进攻方向”[12]（P119），以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为依托，以激进的态度从诗体上彻底打破传统诗歌在格律上的藩篱，为新诗诗体建设扫平了道路。

归根结底，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只有语言才是它最强有力的表现媒介。语言的革新才是真正能够带动并实现诗体革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与手段，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诗界革命”发生在文言尚且一统文坛之际，语言革新这一环节尚未成熟，从而出现了思想先行、诗体滞后的现象，而诗体反过来又制约了思想的深入与传播，二者相互牵制，大大削弱了启蒙的力度与效果，思想启蒙与诗体建设缺乏语言这一有效的粘合介质。

然而，“诗界革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革命，而是关涉到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对“诗界革命”的评价不应单限于其文学成就的高低，而应更多关注它的历史意义。正是“历史提供了特定的舞台，理论家只能在历史规定的情景中有所作为”，[13]（P3）“诗界革命”领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诗体建设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有力探索，尽管最终未能开创出崭新的新诗诗体，但在实践创作的艰苦摸索中却暴露出古典诗歌在现代性转换中存在的痼疾与弊病，便于后继者在此基础上找到症结所在。同时，“诗界革命”培养造就了一批沐浴西方现代思想、关注民生疾苦，具有浓厚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上承文以载道的诗歌传统，下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思想启蒙与诗体建设最终能在“五四”的爆破声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诗界革命”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论中国诗的出路[A]. 朱自清全集(4)[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2] 朱自清. 诗集导言[A].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C].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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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一川. 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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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仲联. 原稿本卷五至卷八跋[A]. 人境庐诗草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7] 方长安. 选择·接受·转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9] 郭延礼. 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10] 梁启超. 夏威夷游记[A]. 饮冰室合集(第7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1]张法. 文艺与中国现代性[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2]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3]庄锡华.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