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出于秦观的另一首《踏莎行》词，展现的是一种极其悲惨凄迷的艺术境界。原词如下：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句之妙，乃因其为词人之心头幻化而出，并不是作者当时看到的实有景象；其微妙处还在于，它以楼台被雾气所掩来暗示着作者人生之理想已成泡影，以月光迷蒙的渡口描写了作者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凄然况味。这当然是秦观在受到政治上残酷迫害后所感到的迷茫乃至绝望的心境之表现；而对于不倦探索人生之意义的王国维来说，受到秦句的某种触动，并因而产生对人生常处于迷津般的困境之深远联想，是很自然的。王国维认为“宝帘闲挂”句与“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句虽然有“境界”之“大小”的分别，但读者不应“以是而分优劣”，因为二者在显示人之生命的共感方面，都具有普遍性。
对于北宋大词人苏轼，王国维也给以很高的评价。而标准，仍然一以贯之地表现了他对那些能够体现人类普遍性悲愁的词之关注。如对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国维是这样评价的：“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3](p．4258)苏轼的《水调歌头》中，充满了种种人生欲望，或为永恒——“我欲乘风归去”，或为圆满——“何事常向别时圆”。诗人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之情景，俯仰低回，复作开解化释，词中所言一切，均为人类千古思量玩味之生活话题。这种常遇常新的大话题，被苏轼语语道着，句句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更是人人心中所有，历久弥新。众所周知，王国维极不喜北宋词人柳永，但对其名作《八声甘州》同样给以“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该作能道出人类在时光飞逝面前的一种普遍性的悲怀。“潇潇暮雨”，“霜风凄紧”，“残照当楼”，长江东流，一切自然景象，都染上了时光流逝、时不我与的鲜明色彩。“当楼”二字，曾受到周汝昌先生的喝彩。[4](p．363)
从以上引用《人间词话》所欣赏的北宋词章，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北宋一些名家给以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王国维认为，只有表现了人类之生命共感的作品，能万古流传，成为人类的宝贵文学财富。在评价周邦彦词时他说：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清真)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5](p．4271)
王国维对北宋名家之评价，前后有着最多不同之处的，莫过于对“集大成”的周邦彦的评价了。但不管是贬低到“倡妓”[2](p．4246)，高扬到“词中老杜”[6](p．192)，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周词大体属于“常人之境界”，而不是“诗人之境界”。对周词的艺术技巧，王国维可以毫不吝啬地给以赞美，但在“诗人之境界”方面，他始终未能给周词以像以上所引北宋名家一样的待遇，就是因为“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也。[2](p．4246)
王国维对唐五代某些名家与北宋大家的评价，或赞扬其“气象”或“堂庑”，或欣赏其“风人深致”，二者在描写人之生命共感方面的相似之处，被他同时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在《人间词话》中一开篇就这样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2](p．4239)这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开端，却寄托了王国维之深远的思考。王国维所拈出这些名句，不少都与他有意联系人之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有关。这种以哲学头脑感悟词章的路数，虽然和作者于二十八岁时所写《红楼梦评论》中直接与叔本华哲学(有时是生硬地)挂钩的写法不同，但如果细细品味，还是可以看出彼此相通之处的。
关于南宋词家的评论
王国维对南宋词家的评价普遍不高(辛弃疾除外)，的确有他的偏颇之处。但在对于表现人生之共相方面，南宋词家又确实存在着与北宋词人的差距。例如，对于姜夔这位南宋巨擘，王国维有这样的评价：“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2](p．4248)姜夔的《暗香》、《疏影》是词史上的名篇，艺术技巧堪称高妙。王国维却在赞扬了其“格调”之“高”的同时，说其“无一语道着”，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如果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创作情形看，姜夔的咏梅之作，状写其与美人同摘梅花之情形，或怀人，或暗喻国事，而对于人生之悲苦的概括力量——即王国维所说之“道着”之语，确实不如杜甫之《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来的沉痛。杜诗写折梅之事、怀人之思、家国之愁，大略与姜词同，而结尾“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两句，竟然把人人都会白头的规律现象，归咎于梅花的盛开所造成，这样，便把其赏爱梅花，又同时深怀沉重复杂的家国、人生悲愁情怀和盘托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说姜词“无一语道着”，未免太苛，而在感发之力度、深度方面，姜词诚有所不如，倒是事实。
在姜夔词中，有怀古名篇《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其中“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句，也被王国维称道“格韵高绝”[2](p．4248)。但姜词的弱点，也有所显露。如结尾的“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两句，写残柳飞舞，在怀古之气象方面，比起李白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等名句来，气度、力度不免处于下风。王国维之“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2](p．4248)之评语虽近乎苛求，但从中流露出对第一流词章的严格要求之用意，显而易见。《人间词话》特别赞扬诗史上那些意象阔远的词句，如：“‘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2](p．4251)王国维赞扬这些“明月”、“落日”照耀下的景物，并非单纯欣赏其写景的壮观，而是认为壮观景物皆为深广情思的表现。他赞美纳兰容若写“万帐穹庐人醉”之景，正因有“摇摇”之“星河”的景物烘托，才更显此人间景象的悲凉。换句话说，在王国维眼中，这些笼罩着人间生活的日月星辰或大江黄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人间渺小短暂之悲剧性一面的象征或写照。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称赞了自己经常批评过的姜夔的个别词句，以为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白石之词，余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3](p．4255)
姜夔所写的梦魂之归去时孤苦无依之情景与冷月照耀千山的景象，境界开阔而凄凉；而这一梦魂孤独游历于冥冥太空之描写，在王国维看来，正是写出了人在宇宙之间的一种孤独的苦况。王氏论词之最高标准，其实就是看词人能否写出人间普遍性的悲剧气味来。在他不大看好的南宋词人中，只有辛弃疾一人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评论辛弃疾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鹅)时说：“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为也。”[3](p．4258)辛词中好词极多，而王国维特别推崇这首《贺新郎》词，还是因为本词与王国维之悲剧人生观有着深刻联系。辛弃疾正当国难家愁，对人间之苦恨体验极为深切，故写起自然景物与人间情事，字字悲苦，虽无意表达人类之悲哀的共相，但愁苦之情，力透纸背。作者三言禽鸟：鹈(夬鸟)声声，催春归去；鹧鸪声不断，接踵而来；杜鹃啼血，直啼到春无寻处。作者又描绘了一幅历史长卷。在这幅长卷中，王昭君、陈皇后、戴妫、李陵、荆柯，一个个向读者走来，这种人间悲剧形象，真有数也数不完之势。王国维读此词，联系的是广阔的人类的悲剧性的大背景。他从自己的悲剧的人生观出发，对辛词给以了高度的评价。所谓“语语有境界”，是说辛词的每一诗句，都道出了人间的悲凉。这种悲凉的境界，给读者种种视觉的、听觉的冲击，仿佛不断向人间扩散、弥漫。就辛弃疾本人来说，完全是家国之恨，未见得有表达人类普遍性悲哀之意识；但由于感情激切沉重，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人间处处皆愁的联想空间。王国维说是“非有意为之”，“能品而几于神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这一点着眼的。王国维本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躁动时代，当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现实热点问题时，他早已透过政治、社会的层面，进入了对人生本质性问题的追问。辛弃疾之词诞生在南宋之生死攸关时刻，并真切反映了社会之现实；但王国维读辛词时，仍以他一贯的对人生本质透视之角度，来解读之。联系王国维赞许辛词《青玉案·元夕》词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作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三境”，[2](p．4245) 就不难得知，他在阅读《贺新郎》与《青玉案》时之路数，实是“一以贯之”的。
尽管对南宋词章不甚满意，王国维还是从南宋词作中找到了某些使他满意的“欧秦辈句法”。在称赞南宋词人史达祖之《双双燕》词中的“柳昏花暝”四字时，他作了说明：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3](p．4261)
什么是欧秦辈句法?王国维对欧阳修之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这样说：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2](pp．4243～4244)
欧词之所以比冯词更生动，是因为“出秋千”比“秋千出”更能把女子荡秋千的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出”字，状尽了人之玩耍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心态。前面引用过的秦词的“宝帘闲挂小银钩”之“闲”，与欧词之用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中可以看出，欧秦之句法上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寻常的字眼中，最大程度地描写出由欲望所支配的人之喜怒哀乐。其实，所谓“欧秦辈句法”，也较普遍地存在于北宋词人的创作之中。如王国维所称赞的：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境全出矣。[2](p．4240)
“红杏”句乃北宋词人宋祁在《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中所言，“云破”句出自张先之《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词。这两句或用“闹”字写出游人心底洋溢之春意，或写出月下花影给人带来的美妙感受，都极尽写景抒情之能事。史达祖《双双燕》中的“昏”与“暝”，状出黄昏时模糊不清的柳色与花色，也写足了燕子饱览春色后的惬意。总之，写景一直透到最沁人心脾处(欲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自然会得到王国维的嘉许：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2](p．4252)
在句法方面，应该说，南宋许多格律派词人比北宋词家更加讲求，如张炎的《词源》中就有着不少对填词技巧的总结；但王国维所说的“欧秦辈句法”，却不是张炎那种非常具体的表述，而是更接近一种“沁人心脾”、“豁人耳目”之生命的共感，是来自生命之最深层的人人皆有之欲望的精妙表达。在这一方面，他的见解显然是具有鲜明的王氏自身特色的。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苟为数十年之生活计，则其维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为而其忧劳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记》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问题，则于人生之知识思过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岂不可哀也欤!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1](p．8)
显然，王国维是把《红楼梦》看作是提出、解决人生根本性苦恼的一部作品来解读的。词属诗歌，诚如王国维所说，不属于“能解决之者”；然而词中一些名作，虽不能“解决之”，但在揭示“生活之本质”方面，却能描绘得警策而传神。在王国维眼中，唐五代、北宋诸名作，恰恰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这就是他为什么对之推崇有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人间词话》的这种王氏读词法，虽然或有值得商榷处，但由于立足于一种高屋建瓴之哲理层次的感悟高度，因而同其《红楼梦评论》一样，形成了一个不断启示后人感悟文学、赏评文学的榜样。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唐圭璋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t988．
[5]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A]．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A]．蒋哲伦校编．周邦彦集[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