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认为：“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陈衍)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深刻揭示了陈衍唐宋不分的诗学意义：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而寄托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文化关心。作为总结唐宋之争的核心诗论的“三元”说自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诗宗“三元”，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也不仅仅在指示近代诗人的学诗途径，其中寄寓着陈衍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诗学思想。
在《诗经》时代，诗人歌咏情性，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这是风雅来源。后来汉儒释《诗》，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时代动荡不安、政治道德衰废，社会混乱无序，则有变风变雅，而国史根据变风变雅及时了解时代政治、人伦道德之兴衰变迁，最终起到改善政治道德、纯明教化的作用。可见汉儒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其用心是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世道人心的忧患自觉与关爱之情。陈衍深表赞同，在《祭陈后山先生文》中说：“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
1926年，他在《山与楼诗叙》中说：“余生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齑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日挚，日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明言论诗力主变风变雅。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代，人们经受着风雨飘摇的人生，体验着时代特有的创痛，所以要提倡变风变雅。因为只有变风变雅才能直接写宣世变所引发的“若创巨痛深之在体”、“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的主体情感。也才能通过抒发怨怒哀思之音，反映现实，参与政治，表达对世道人心、社会历史的关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
在文学史上，什么诗歌属于变风变雅传统，值得后世去继承与恢复?观其诗论，陈衍多次论及杜韩苏黄一途是具有变风变雅性质的诗歌，也是近代变风变雅诗歌的学习典范。由此可以理解“三元”说的思想含蕴：诗宗“三元”，也即提倡变风变雅。目的是通过诗宗宋诗一脉最终达到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
首先，杜、韩诗具变风变雅性质，足为后人学习。陈衍《小草堂诗集叙》云：“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认定杜、韩诗为变风变雅，道咸同光诗人学杜、韩为变风变雅，并有变本加厉之势。
其次，宋诗一脉在采风陈诗之典既废之时，担当了文学干预现实的责任。陈衍《自镜斋诗集叙》云：“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十七八。……五言发轫汉代，其教未昌。魏、晋、六朝，累牍连篇，率风云月露游览宴集之词。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盖自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之伦，号大家者，类无不感讽引谕，长言嗟叹，《舂陵行》、《于蒍于》、《秦中吟》诸作，悉数未可终。甚且以文字而被罗织，触禁网，曾不少悔。此无他，守令为亲民之官，耳目之所闻见，愠斯戚而戚斯叹，生于恶可已也。其工者，传远迩，人禁近。其不工者，后世 采风陈诗之典既废，里巷流播未久而泯灭。”关系民事者，是诗三百的诗教传统，而汉魏六朝，只写风云月露，不能反映社会民生。所谓“其教未昌”，即是批评汉魏六朝背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唐宋因承三百篇而来，做到了“感讽引谕、长言嗟叹”，故诗歌兴盛。所谓“感讽引谕、长言嗟叹”，即用诗歌讽喻现实，感慨时事，这类诗有时虽“被罗织，触禁网”，但“惟歌生民病”的愠斯戚斯精神并不因受压制而“少悔”。这实是“变风变雅”的精神所在，是诗歌浓厚的现实人生关怀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值得注意的是，陈衍所列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等人正是盛唐以后偏宋一脉的诗人。北宋中期以后，党争空前激烈，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北宋盛世走向衰颓，这大约是宋诗中“感讽引谕、长言嗟叹”之诗多于盛唐之音的原因。这反映了陈衍对宋诗诗教观的认同。
陈衍还在《蜕庵诗存叙》中云：“记日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讽喻之道也。自封建易为郡县。方百里、方数百里之地，其百姓之疾痛疴养，罔不系于牧令。陈诗之典久废，绣衣持斧使者，问数岁十数岁一出。奉行故事，举劾一二贤不肖之尤者而已。至设为常职，尤养尊处优，初未尝巡行郊野，鳃鳃然问民之疾苦为也。此唐诗人感切时事。《舂陵行》、《石壕吏》、《于蔫于》之类所由作欤。然而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之伦，类以诗人为循吏，与其民有家人父子之情，非必敝精焦神，蹙额疾首，举一切游观文酒而尽废之也。”讽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最重要的是起抒下情、明治乱的诗教作用。陈衍认为先秦太师陈诗观民风，即是遵循了讽喻之道，唐时牧令不问民间疾苦，致使诗人写出感切时事(讽喻)之作，如元结《舂陵行》、杜甫《石壕吏》、白居易《于蔫于》即是。同时，陈衍由白居易讽喻与闲适并重的创作实际，而肯定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讽喻与闲适并存。明指唐诗人感切时事，然具体所举感切时事之作如《舂陵行》、《石壕吏》、《于蒍于》，皆为中唐之诗。而且所列唐宋善讽喻者主要有开元杜甫，元和元、韦、白，宋之欧、苏、黄。可以认为，在陈衍看来，较好地继承了诗经变风变雅的诗教传统的在唐主要有杜韩等人，在宋则为以苏黄为主的诗人，也即变风变雅主要在三元一途。
陈衍不仅认定杜韩苏黄等人为崇扬中国诗教传统的诗人，还认为他们是后世变风变雅一类诗歌的典范。如道咸变风变雅便是诗学杜韩苏黄即诗宗三元的结果。《小草堂诗集叙》说：“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镬类然也。一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志微噍杀”出自《礼记·乐记》，是凌厉之音，即衰世之际民有忧思的反抗之音。道、咸之前，文人志士慑于文字之祸不敢直抒胸臆，“露其愤懑”，只能借“比兴”手法间接隐晦地抒发个人的时事关怀；之后，道咸同光诗人蕲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之后，敢于宣泄，敢于畅言，能为“志微噍杀”之音，能“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由含蓄温柔转为凌厉逼切。表述时代巨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可见变风变雅是道成时代文学对社会的回应，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陈衍对道咸诗人的诗风变化予以肯定，而且认为道咸诗歌的内在变化，是倾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又变本加厉的结果。
在《近代诗钞述评》“祁巂藻”条下，陈衍对道咸诗人诗学对象与目的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倔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道咸诗人诗学三元，重点则在学与“神韵”与“温柔敦厚”相对的诗风。“神韵”与“温柔敦厚”本是后人所学唐诗精华，为盛世之音。陈衍列出道咸诸大家，指出他们不规矩于“神韵”与“温柔敦厚”，而“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意思很明确，与“神韵”与“温柔敦厚”对立的，在开元、天宝显然是指杜甫，在元和是指韩愈，在元祐则是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而推崇开元、天宝、元和、元祐的杜、韩、黄，就是因为他们的诗歌非“神韵”与“温柔敦厚”，而是变风变雅诗风。
陈衍认为道咸诗人诗宗“三元”的变风变雅，而不学“神韵”与“温柔敦厚”，有其原因，这在石铭吾《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中得到充分揭示，诗云：“有清一代间，论诗首渔洋。渔洋标神韵，雅颂不敢望。归愚主温厚，诗教非不臧。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是皆傍门户，终莫拓宇疆。寿阳祁相国，辅以曾湘乡。寿阳(祁巂藻)宗杜韩，春海(程恩泽)相颉颃。湘乡(曾国藩)诗若字，低头豫章黄(庭坚)。杜韩苏黄间，暖翁(何绍基)目助张。鄙亭(莫友芝)巢经巢(郑珍)，列宿森取旁。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穷者秋蟪馆(金和)，并世伏敌堂(江浞)。诗人信以穷，诗道于以昌。”铭吾之言是陈衍诗歌论的实录。渔洋标神韵，不敢望雅颂，归愚主温厚，是“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这就是道咸诗人反对“神韵”与“温柔敦厚”的原因。因为二者作为盛世之音，不主诗教，不能反映时代沧桑。而道咸之际，诗人身丁世乱，诗亡雅废之际，只有倾向于杜、韩、苏、黄间，为变风变雅之诗，能于“穷”(世乱家亡)时写穷，诗教才能昌明，如金和与江浞即是。
陈衍在《_近代诗钞述评叙》中论道咸诗人郑珍、莫友芝“并称，均多乱离之作”；论江浞“所写情况，多东野、后山所未言”；论金和“一种沉痛惨淡阴黑气象”。如此种种，显然不是“温柔敦厚”与“神韵”风格，而是诗学宋人，为变风变雅、变本加厉所致。近代道咸同光诗人由宗唐转为宗宋的深层原因也正是时代风会之下弘扬诗教的需要，提倡变风变雅以反映现实的需要。道咸同光诗人身丁世乱，能够及时创作变风变雅诗歌反映现实，关键在宗宋。
刘世南说：“原来唐诗正声，最宜铺叙功德，歌咏生平，而抒兴亡盛衰之感则以宋为宜。”以社会人生关怀为重心的风雅诗教，就在开元杜甫，元和韩、元、白，宋代欧、苏、黄处。陈衍提出“三元”表明宗宋思想，主张诗学杜韩与宋人，不仅是在指示近代诗人的学诗途径，也是近代危机意识的投射。是国家危乱之时对变风变雅诗学传统的强调与认同。是振兴诗教、救治人心的渴望，是对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弘扬。提倡三元，不仅关系诗艺韵学习，而且关涉政治情感、人文精神、社会关怀等更多的内容。
近世以来，虽然时事纷杂，诗坛却风雅不兴，格调、神韵、性灵等审美风尚盛行，虚构盛唐气象，使人堕入虚而不实境地，对社会矛盾与危机视而不见，没有现实人生的关怀，起不到诗歌应有的作用。面对诗道衰败，陈衍提倡“三元”说，并以变风变雅为旨归，就是企图在政教衰微之际，存亡继绝，振兴诗教，招回风雅之魂，目的是如实地反映历史、社会、人生，起到明得失之迹、观风俗之盛衰的作用。这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传递着近代社会大变化之际诗人贤士的人生命运与精神苦痛，折射出传统诗学在转型时代的危机体验与淑世情怀，这也正是三元说极富意义的精神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