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讲，晚清到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从废文言倡白话的主张、统一国语读音的主张、推行注音字母的主张，直至废除汉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主张，都是把现代性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最直接依据的。因此，断言白话是“维新之本”也好，主张“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也好，实际上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使用的是完全同一的逻辑。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强调白话的言文合一特性、强调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方便等问题时，传统语言观中文言相对于白话的中心位置、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中心位置受到了变动，普通民众使用语言的权利受到了关注。这种变化，与在传统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
二
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实际上是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最终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由于梁启超等人在世纪之交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文学承载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在形式上通俗易懂。梁启超之所以说“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看中的正是这种文体在民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具体内容评价是相当低的，甚至认为旧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他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吸收旧体小说贴近人性及语言形式通俗易懂的特点，而将其中帝王将相、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的内容转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当梁启超断言“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时，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绝对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为载体的文人笔记小说，而是像《水浒传》那样的白话通俗小说。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强调，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诗文相对于小说的优越地位，而且也颠覆了文言之于白话的优越地位。清末“小说革命”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白话小说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晚清的“诗界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也与其虽略涉语言变革，但仍不肯放弃文言有关。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诗界革命”都没有从形式上与旧的文人诗歌真正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与20世纪初年小说界的红火热闹相比，原来一直处于文学核心地位的诗歌却显得有些寂寥，其成就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小说。这种状况与清末“诗界革命”的不成功直接相关。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倡导白话诗歌之时才开始的。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还有近代翻译文学。林纾试图以标准的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以求小说语言的“古雅”。其结果是不得不把西方小说的情感、思想甚至故事情节都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造成极大的“误读”。另外，林译小说中常常将原著中大段文字简化为一两句极简略的概述。究其原因，与文言小说的表达习惯直接相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文言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与严肃的公文及文人言志文章十分相宜、而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转译西方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近代小说。有人断言，林纾的小说翻译与现代小说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它根本就不属于近现代文学范畴。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文学的现代转型，离开语言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开始的语言变革，也只有借助于文学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以“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为行动纲领的“国语运动”也是从清末就开始的。这一运动除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外，还包括对汉语拼音化的探索。然而，不仅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成为现实的，而且就连统一国语读音的努力，在新文学建立之前也收效甚微。早在1892年，卢戆章就撰写了《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汉字拼音方案；之后，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编了《增订合声简字谱》。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案。然而这些探讨大都局限在学者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汉语的使用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以行政手段推行国语教育，同样进展缓慢。只有到“新文化运动”展开后，在“国语的文学”渐成气候的情况下，“国语运动”才得以迅速推进。
在传统文人的写作中，文学(诗与美文)的写作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正经”的事业(经术、政事、文章)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文学语言的变革，近代的语言变革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会是相当肤浅的。而只有表面变革的语言变革，不可能是成功的语言变革。
在梁启超等人的语汇里，有“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之说。许多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写时文小说时，使用的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报章文体；而文集文章，则使用的是与传统文人的诗文创作没有实质区别的文言。就诗歌而言，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晚清以用俗语入诗、学习民歌语言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语言变革，其实是以前中国古典诗歌反复实践过的路径，并不具有太大的现代意义。因此，从整体上讲，晚清的语言变革只涉及到文人文章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文学而言，只是传统文学中的边缘部分。这正是晚清的语言变革不彻底的地方，也是其最终没有完成语言的现代转型的原因所在。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当语言革命涉及到传统文学当中的“传世之文”特别是涉及到文人的诗歌创作时，才算是触及到了中国语言传统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当汉语文学特别是诗歌彻底摆脱文言文系统而使用新的白话语言时，古代汉语的整体结构连同它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传统才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