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龚自珍致邓传密佚札系年校注》一文，公布了龚自珍的三篇佚札。我认为这些遗稿可疑之处颇多，实非龚自珍手笔，而属他人作伪。
　　为论述方便起见，先将龚自珍给邓传密（字守之）的三封信的原文抄录于下。

《致邓守之书》之一

　　守之足下：望吾弟之车尘，至于不可复见而后反，归来恍若有亡，转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出塞，足下乃从名将至长城，书剑磊落，又足羡也。古来诗人文人之为记室参军者多，然几人有此英遇耶？重以公子之贤贤而好客，遥想两君高谭驶辩，倾出心肠，足令塞禽惊舞矣。兄枯寂本惯，足下及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脚，杜绝诸缘。待明年春杪，两君并辔归时，兄尔时当出定，一话塞上风景耳。见在终日坐佛香潦绕申，翻经写字，以遣残年，亦无不乐也。足下处一切人，无论何时何地总须晓得他好处，使其心委曲以受异，量之善。虽其非善也，而胸中自有安放他处，则足下之福矣。负其门风之高，与其天姿不俗，空腹高睨，唇吻触处皆訾嗸。兄前所云能清不能浊，能室而不能市者，危之道也。心所谓危，不得不以告也。《汉官仪》仅抄十分之二，必不乾没。默深所允寄还物，乞促之，促之。兄。

《致邓守之书》之二

　　足下闻之，当为我鼻涕一尺也。此皆由兄不孝，不能在家承欢服养，帮家严慈料理家务。终鲜兄弟，家无主器者，以致殃及先人手泽。客游无味，至兄而极见在必欲南归，以慰亲心，其故有四：家严晚年失书籍，何以消遣？盖性无旁嗜，以书为生，以书为命。从此仿佯无倚，亟须慰籍其目前，一也。家慈本以积病之躯，夜半受惊，恐月来魂魄未定，二也。家严况有降一级留任处分，又奉旨赔修牙署，而当日一切要紧文案，亟须查办，此善后事宜，竟乏帮办之熟手，三也。家严未免心结郁块，咨及家人。家人未能无□□，□之无济，亟须兄归，调护一切，允再生乘庆，四也。至于妻子受惊，欲往慰恤，此不在话下矣！  而说者阻兄曰：幸补一缺，又须开缺。明年到京，定例不准随到随补，例以杜卖缺之弊也。如此则功名耽误一半，一说也。会试在即，未免荒功，二说也。到家无补于事，三说也。此三说者，皆泛泛之交，悠悠之谈也。兄补缺本属幸幸，譬如明年冬间方补，比之同衙门诸君，己为便宜，岂有恐功名耽误一年，而不归省父母之理？虽□吃亏，亦必行，一解也。若言文章学问，则不可一日荒疏，感言歉，则浅甚矣！兄则掉头径去，视此朋友，若固有之，视其待我之若固当然者，此语吾弟深解之也。弹压家人，勿令内言之出阃，而日以一菘一粟饷从者，必欲言之，此三言而己。仲春相见，留此奉问兴居不罄。愚兄龚自珍三叩头，初十灯下。徐君浩堂亦有来借屋之说，如果亦佳事也。守之仁弟先生侍右，不尽欲陈，龚自珍叩头。
　　此信之末尾，有包世臣附笔一则：
　　定公遭此奇灾，匆匆南下，非足下来不可，军门通达人情事理，必能见听，即挹之亦非不近人情者。明年春未夏初，仍可前去，如是方为朋友两全之道也。世臣适在此，见书附笔。

《致邓守之书》之三

　　天寒岁暮，足下旅居，何以为怀，未卜年内有试事否？兄冒三十三日之冰雪，踉跄而归。家严慈幸皆无恙，家慈受惊不小，儿子等几乎不救。痛定思痛，言之心骨犹憟。而奇灾之后，万事俱非，或者柳子厚所云黔其庐，赭其垣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禄之相我耶。此事颇有别情，患难起於家庭，殊不忍言。然外间固有微闻之者，未卜足下曾闻之否？兄暂得依恋膝下，以度残年，而试期又迫。正月初旬，即须买掉北上，相见甚迫。兄此行尚有一辈泛交俗论，笑我半苦於无益之地者，有谓我名场不思上进，反属不孝者，兄皆听之。要之吾辈行事，动辄为人笑，岂为所惑而动哉？
　　再者，家藏五万卷尽矣。而行箧之携以自随者，尚不减千余卷，名之曰劫外藏书，编列五架。其为我朝夕拂拭之，勿令虫鼠为祟。宝此丛残，殊为不达，苦恼之余，弥复惭愧，吾弟应怜而笑之也，珍再说如此，时鼓四下，寒日到窗。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也曾刊载龚自珍《致邓守之书》之一、之三，缺第二封信，同时还发表了魏源《复邓守之书》佚札两件。魏源的佚札与龚自珍给邓传密的信互相关联，文字不长。故一并附录于此。

魏源《复邓守之书》之一

　　接手札，具悉行旌安稳抵京，甚慰。源与挹之处此，每有寂寥之感，惟有勉理旧业，来春相见京师耳。札中言本欲回车来口，因源向挹之有成言，是以不来。源反躬自思，不但无此语，即询之挹之，亦并未尝向足下言之。且文驾之去也，军门劝之，挹之劝之，足下亦自决之。而忽有微词於源，何源之命蹇，动辄得咎耶？足下非妄怨人者，源惟有自反而已。天寒尚慎眠食，以时力学，自重为祝。

魏源《复邓守之书》之二

　　前书谓，源与挹之退有后言，方切悚惧，昨札则已释前疑，而止谓词儿之间不甚亲洽。夫舍其大而责其细，宽其重而就其轻，是故人之恕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责过而不忽于细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粗疏，动多尤悔，故人知之，岂自今日？然在他人则将以为不足责备而置之，自非直谅肫勤之君子，其尚肯齿诸朋友之列而规诲不倦乎？近与挹之讲习切磋，颇知自反，尚望时贶良药，以针以砭，不致遐弃，以全始爱。诗云：'无我恶兮，不蹇故也。'明春入都面晤，乃竭其愚。前接秋舫书，言足下受定公之托，颇不容易，未知日内光景何如？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日内闭户作何工夫？念念。天寒，惟珍重不宣。
　　在论证龚自珍《致邓守之书》真伪之前，首先须确定这几封信假如确实出自龚自珍之手，可能写在什么时候。
　　《致邓守之书》之二谈到龚自珍家庭遭灾，龚自珍决计请假回家。有人劝他不要南归，说他"幸补一缺，又须开缺……如此则功名耽误一年。"由此可知，龚自珍写此信时正在朝廷任职，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初登仕途在嘉庆二十五年①。故《致邓守之书》之二应作于嘉庆二十五年之后。
　　《致邓守之书》之三是龚自珍请假回到南方家中后所写，信中提及家中失火，"家严慈幸皆无恙。"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道光三年癸未条载："七月，母段恭人卒于苏松道署，先生解职奔丧。"
　　故此信不可能写于道光三年七月之后。换言之，《致邓守之书》之二、三应写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年七月之间。
　　《致邓守之书》之二、三都讲到明春会试之事。道光元年，四年皆未举行会试，道光二年、三年曾举行会试②，因此这两封信不会写於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三年而只能写於道光元年或二年。
　　《致邓守之书》之二、三都写於冬天。《致邓守之书》之二说龚自珍请假南归，按定例扣足一年，到明年冬天才能补缺，则龚自珍请假和写信的时间当在冬天。《致邓守之书》之三明言"天寒岁暮""以度残年"，写於冬天更无疑问。道光元年冬天，龚自珍并未离京南下。是年冬天，龚自珍有诗《冬曰小病寄家书作》③，可以证明此时龚自珍不在父母身边。直至此年除夕，龚自珍还在北京，与彭蕴章同寓城南圆通观。龚自珍有诗《辛己除夕，与彭同年（蕴章）同宿道观中，彭出生平诗，读之竟夜，遂书其卷尾》记此事。既然龚自珍在道光元年冬天一直未离开北京，《致邓守之书》之二、三就应写于道光二年的冬天。
　　《致邓守之书》之一提到魏源与邓守之同往长城塞外，且约定明年春初两人一起回来。李柏荣《日涛杂著》云：魏源"曾馆古北口杨氏家中，教其子弟，兼治举子业。"魏源也自述曾到过古北口。他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说："某足迹所至，北仅古北口而止，西仅秦蜀近界而止。"古北口是清代直隶提督驻地。据《清代职官年表》，杨芳于道光元年至三年在古北口任直隶提督。《日涛杂著》所说杨氏当指杨芳。又据魏源与贺熙龄信云："旧东杨果勇驻节辰州。"《官傅杨果勇侯西征凯旋寿诗集杜》诗云："昔在严公幕，杜陵有布衣"，注云"公子承注，旧从余游。"魏源确曾馆于杨芳幕府。根据上述情况推断，魏源在道光元年至三年间一度在古北口杨芳家中坐馆。魏源《复邓守之书》之一云："文驾之去也，军门劝之，挹之劝之"，又有"回车来口"语，"口吋旨古北口，军门指杨芳。龚自珍《致邓守之书》之二包世臣附笔也提到邓传密在军门和挹之处。因此，《致邓守之书》之一所说邓传密随名将至长城，名将也就是杨芳，长城即指古北口（古北口在长城脚下）。此信则当作于道光元年至三年杨芳任直隶提督之时。
　　从《致邓守之书》的内容分析，之一作于二、三之前。假如书之一写于二、三之后，此信应作于道光三年龚自珍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从魏源《复邓守之书》和龚自珍《致邓守之书》之三可知，此时邓传密已从古北口回到北京。龚自珍在道光三年七月因奔母丧解职南归，因而龚自珍在北京送邓传密第二次去古北口应在道光三年七月之前。从《致邓守之书》之一的语气看，此信是龚自珍送走邓传密之后不久写的。然而此信作于冬天。信中有"以遣残年"之语。道光初，龚自珍仅三十余岁，"残年"不是说龚自珍已入垂暮之年，而是指一年即将过去，与书之三所说"以度残年"的意思相同。道光三年冬天，龚自珍不可能在北京送邓传密去古北口，也不会写此信。此信当作于书之二、三之前，在道光元年或二年的冬天。
　　在确定《致邓守之书》写作时间后，再考察道光元年和二年间龚自珍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就会发现信中所述多与事实不符，破绽很多，现举其要点加以论述。
　　一、《致邓守之书》之一谈及龚自珍的社交活动和思想状况，与实际情况牴牾不合。
　　《致邓守之书》之一云："兄枯寂本惯，足下及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脚，杜绝渚缘。"似乎龚自珍当时是个性情孤僻，离群索居，言论行动十分拘谨的人。事实正相反。龚自珍在道光元年至三年七月在北京任内阁中书期间，交往很多，活动也相当频繁。龚自珍《二哀诗》自序云："为谢学士阶树、陈修撰沆作也。两君皆以巍科不自贤，谓高官上弟外，有各家师友文字，皆乐相近，而许贡其言说。辛己冬迄癸未夏，数数枉存余，求师友，有造述，皆示余。余僭疏古近学术源流，及劝购书，皆大喜。"④在《述怀呈姚侍讲元之》诗序中，谈到他自道光元年进京后，与程同文、秦恩复往来往频繁，相约"每得一异书，互相借抄，无虚旬。"《東秦敦夫编修二章》序亦云："辛已秋，始辱编修惠访余居，岁余，无三日不相见。"在此期间，经常和龚自珍过往的还有刘逢禄、姚字塽、包世臣、宋翔凤，端木国瑚、徐松、陈奂、王sx艹湲龄等人。龚自珍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锋芒毕露。他在道光二年所写《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中，说他自己"九流百氏谈宴罢，酒醒炯炯神真明"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嗔。"表现了他博学雄辩，睥睨时俗的胸襟和风度。龚自珍爱发惊世骇俗之论，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也颇招时议之非难。姚莹在《汤海秋传》中说："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⑤这一切，和《致邓守之书》中所说"绒舌裹脚，杜绝诸缘"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致邓守之书》之一说龚自珍在当时潜心于佛学研究，"终日坐佛香缭绕中，翻经写字"，也与事实大相径庭。龚自珍虽在嘉庆年间结识江沅时，已经接触到佛学，但并未对佛学发生特殊的兴趣，也未作深入研究。道光三年七月之后，龚自珍丧母居忧，才集中时间研究佛学，校契经书⑥，"晚尤好西方之书"（魏源《定庵文录叙》）。龚自珍道光元年进京后，感兴趣的是舆地经济之学。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道光元年辛已条载："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时馆中方重修《一统志》，先生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诸部落沿革，订旧志之疏漏，凡一十八条。先是桐乡程春庐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开斜方而得之，属先生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而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原流合分，尤役心力，洞明边事，雅称绝诣。自撰《蒙古图志》，订定义例，为图二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道光二年，龚自珍对此兴趣未减，抄录了《西藏志》《畿辅水利图说》等史地经济书籍⑦。龚自珍研究舆地经济之学，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他在道光元年著《西域置行省议》，"盖议迁议设，撒屯编户，尽地力以剂中国之民，实经画边陲之计⑧。"道光二年《与人论青海事书》从研究青海吐蕃的历史地理出发，提出了解决青海边患的办法。在道光二、三年之际，龚自珍还写了《壬癸之际胎观》《五经大义始终论》等政治和哲学论文。这些文章从朴素的辩证法出发，论述了社会改革的必然，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性。此时龚自珍初登仕途，救世之心正切。他致力于经世之学的研究，希望从研究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改革社会的道路。《《致邓守之书》之一说龚自珍整日研读抄写佛经，一意逃禅归宗，已达到与世隔绝的地步，跟当时龚自珍的思想、行动全不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