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由于租界地的存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孕育出许多像《申报》那样具有集团性质的文化企业。而狄楚青经营的《时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有正书局就是几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名人经营的文化企业。《时报》开辟小说专栏，开展小说悬赏活动，鼓励读者参与剪报活动；《小说时报》以专业小说杂志的形式参与小说传播；《妇女时报》以综合期刊的形式刊载小说；时报馆、有正书局大量出版小说。在拓展小说的传播渠道、促进小说的繁荣方面成绩斐然。对《时报》及其与之相关的“杂志”、“书局”和广告进行梳理和研究，我们会发现许多与小说有关的资料和信息，从而促进晚清小说研究模式的重新构建。

【关键词】 《时报》/文化企业/小说传播

     在晚清，报纸杂志登载小说是时代风尚，不登载小说的杂志很少。《时报·发刊例》中就有《时报》如何登载小说的介绍：“第十一：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①
    正像《时报·发刊例》所说的那样，1904年6月12号就刊载了《中国现在记》②、《伯爵与美人》③。《时报》有时每日登载三种小说，如1906年正月28号就登载了《千里马》④、《爱国制造所》⑤、《飞花城主》⑥ 三种小说。《时报》登载小说的栏目多于其他报纸，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另外一个特点是作者比较集中，《时报》所登译、著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包天笑和陈景韩。
    为了使报刊更加具有娱乐性，使更多的人订阅报纸，扩大发行量，《时报》于1911年2月28号又增刊了《滑稽时报》。《滑稽时报》以副刊的形式出现，随报附送，不取分文。《滑稽时报》也登载小说，小说的作者不像正刊那样单一，其中作者有无知少年、忏庵、剑平、蟫仙、半槑、傅卿等。
    由于《时报》的编辑者对文学的热爱，在办报时特别注重用文学来吸引读者，想尽各种办法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他们开展的剪报活动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中来，打破《时报》小说作者的单一性⑦，《时报》面向社会悬赏小说。1907年3月29号， 在小说栏后登“小说大悬赏”广告：“本报现在悬赏小说，无论长篇短篇，是译是作，苟已当选登载本报者，本报当分三等酬金。第一等每千字十元，第二等每千字七元，第三等每千字五元，不当选者原件送还。第一次期限，自三月十六日始至四月十五日止。本馆敬启。”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1907年6月2号，悬赏小说发表：“本馆前有小说大悬赏广告一则，原定四月十五截止，不幸适罹灾祸，诸事纷扰，又以著译诸君子寄稿甚多，不敢草草拜读，以至延至今日，不胜歉疚。兹自今日起将所选诸稿依次登载本报，所有未及入选之稿亦即一一寄还。特此布告。”
    这些悬赏小说在当时的文艺界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对其作出了评价，侗生在《小说丛话》中谈到：“《雌蝶影》，时报馆出版，前年悬赏所得者也。书中所叙事物，且似迻译，然合全书省之，是书必为吾国人杜撰无疑。书中有一二处，颇碍于理，且结果过于美满，不免书生识见。惟末章收束处，能于水尽山穷之时，异峰忽现，新小说结局之佳，无过此者。友人言此书为李涵秋作，署包某名，别有他故。”⑧ “《双泪碑》，亦时报馆出版，篇幅甚短，寓意却深。时报馆诸小说，此为第一。”⑨
    两部小说不但在《时报》上连载而且都出版了单行本。1908年2月2日，时报馆出版了《双泪碑》的单行本。
    为了丰富报载小说的样式，吸引更多读者阅读《时报》所登小说，编辑者还为小说配上插图。配插图的小说有《新西游记》⑩，《怪人》(11)，《空谷兰》(12)，《非洲石壁》(13) 等。
    《时报》周围的文化人不但从事小说译、著，而且注重理论探索，并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在《时报》上。1905年6月29号， 刊载了作者为冷（陈景韩）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其中谈到：“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虽然，我今欲问小说果何为而能开通风气乎？解之者曰：‘小说之入人也易，故人咸乐观之，故易传之。’又曰：‘投其所好者，则人之听之也顺而易，拂其所不好者，则人之听之也逆而难。小说者人人所共好者也，故易投之。’然则我请为之申其意曰：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决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有味而无益，则小说是小说耳，于开通风气之说无与也。有益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故必有味与益二者兼具之小说，而后始得谓之开通风气之小说，而后始得谓之与社会有关系之小说，此小说与社会关系之第一解也。……心有所感，不嫌固陋，贡其所见如此，作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论上。”1902年，梁启超提倡译、著政治小说，其目的在于“启民”。由于政治功利目的，使梁启超等人的小说如同演说词、教科书一般，忽略了小说以形象感人的特点，更谈不上趣味性了。冷针对小说界的弊端，指出小说必须“有益”与“有味”相结合，同时还批评了小说家为名利而迎合读者不健康阅读趣味的错误做法。该短论在当时是有理论深度的。
    《时报》除了登载小说家的理论文章外，还登载介绍外国小说理论界情况的文章。1910年3月20号，谈片栏登载了《西人之小说评》：“近有李偕白敦君新著大文十四篇，历评英文小说家从十八世纪起至二十世纪止，于每人皆有按语。李谓十八世纪间小说当推李智生、费亭、史买德、史登为巨子。旋为司各脱时代，既而忽忽人十九世纪，狄更斯继起，壁垒一新。嗣后则有德罗德、爱力亚德、海谛、米辣谛、史谛芬诸人。李于爱力亚德之著作独为作大文一篇，颇称道之。其次，则表彰德罗德不遗余力。李谓有狄舍者颇讥德罗德之著作，以近人而写古事，其铺叙事物，描写形容之处仍是近时情状。李谓狄盖不知德罗德所生之时已在晚近，思想渐新，其所短者即其所长也。除上言数人外，则有倍根斐牡以首相而著书，白罗华以戏曲诗词名家，且熟于外交。金莱所写政府与教堂之事能形容尽致，然较之德罗德尚逊一筹。德亦曾任公仆多年，然后即弃去不复为而专力于著书，故谓德为政治家无人知之，谓德为小说家则无人不知也。”1873年蠡勺居士开始翻译《昕夕闲谈》。经过“小说界革命”，外国小说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对于外国小说，中国读者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排斥、有误解、有接受。到了1910年，通过“谈片”，我们可以发现，这时的中国小说界已开始全面地了解外国小说了，也就是说已不是停留在对外国小说的翻译上，而是已经开始追踪外国理论家的研究动态。
    《时报》不但大量登载小说，而且时报馆、有正书局还出版单行本小说。1904年12月1号，《时报》登载《大彼得遗嘱》，1904年12月30号登完， 登完后有出版单行本广告：“此篇现已登毕，另刊单行本，不日出书，由本馆发行，版权自在本馆，他人不得侵犯，特预声明，自明日起，另译侦探小说《火里罪人》，按日排登，以供同好。”据我们的初步检索，1905年12月至1907年4月， 《时报》登有如下一些出书广告：《侠隐记》、《阿罗小传》、《白云塔》、《神女缘》、《大彼德遗嘱》。《阿难小传》、《侠女碎琴缘》、《女学生旅行记》、《情网》等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时报馆和有正书局十分注重小说的出版，所出版的小说以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为主。根据1907年3月19号和1907年9月8号的广告，我们发现当时的小说有再版情况，说明小说在当时确实深受读者欢迎。
    有正书局总部设在上海，北京设有分局，1910年6月3号，《时报》登载南京分设有正书局广告，可知该书局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业务。有正书局和《时报》是利益相关的文化实体，有正书局出版的书在《时报》上做广告，在广告宣传上和那些没有报刊的书局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1908年6月24号，《时报》登载了有关有正书局的整版广告：发行各种碑帖总目、各种新小说、天然墨、各种照片、改良精制狮牌朱砂印色。根据这些广告我们了解到有正书局除了出版小说外还经营各类书刊和文化用品，在经营方式上灵活多变，使其在文化市场中具有了相当的竞争能力。
    通过对《时报》的查阅，我们发现了许多平时无法了解的关于小说方面的信息。
    由于资料的缺乏，当时的书商是如何促销的，我们已很难了解其情况了。通过这些广告我们对当时的营销情况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910年2月22号，改良小说社新年赠彩广告：“本报自开办以来， 出版各种新小说，仰蒙各界欢迎，销数日广，隆情雅意愧无以报，兹特定于正月初一日起，凡购本社出版新小说满现洋一元以上者，奉送本社小说码洋两角，多则照数递加。”送读者“码洋”两角，实际上就是打八折。1910年2月24号， 上海鸿文小说进步社广告：“旧小说六种七折；正、二两月小说半价。”通过这些广告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以打折的方式促进小说的销售。
    由于竞争的激烈，一些书商为了获利竟采取假冒欺骗的手段来从事出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