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作者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鲁迅深为慨叹的中国“酱缸文化”，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辛先生的翻译秘本貌似高深，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工具，令人想起上海滩上流行的洋泾浜英语，以粗鄙的“本土化”方式，转译外国的词汇。辛先生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翻译津梁》，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杀手，外国的思想一经它的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这本新的秘笈提供了另一套字库和措辞法，只要对新的东西，不管哪个范畴，哪个场合都一律适用。这本秘笈告诉我们外国的事物并不格外稀奇，其实可以方便地‘拿来’就用，而新学亦只是像旧学一样，又是一套之乎者也的八股。移植知识的工作，只不过是重新命名而已——查到了准确的字典，把事物安上正确的名称，就大功告成了。‘现代’和西方思想来到了中国，却被转化成其消费者固有思想的最新版本。”（王德威：《翻译“现代性”》，见《想象中国的方法》）

　　然而李伯元决不是那种具有批判精神的革命者，他忧国伤时，对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廷并没有完全绝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小说第一回，他就让饱学之士姚士广发表一通具有宣言性的高论，表达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可见，李伯元主张维新，但反对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对排满的种族革命。小说末回，作者一反整体上讽刺的格调，隆重推出平中丞。在作者笔下，平中丞不仅清廉端正，有济世救国的雄才大略，而且“志趣高远，酷嗜风雅，金石书画，尤所擅长”，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有幸为朝廷重用，作为“立宪”的重臣，被钦派出洋考察政治。作者显然将他视作大清国的中流砥柱而寄予无限希望。消息传出后，平中丞府上门庭若市，名利之徒趋之若鹜，面对这批投机者，平中丞一篇绵里藏针的谈笑，将其一并打发——

　　你们诸位，各有专门，或是当过教习，或是当过翻译，或是游历过的，或是保送过的，或是办过学务的，或是办过矿务的，或是充过幕友的，或是做过亲民之官的，人才济济，美不胜收。诸公具此聪明，具此才力，现在都想趁这个出洋机会，图个进身之阶，这也是诸公的苦心孤诣，兄弟何敢辜负。但兄弟有个愚论：书上说得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项都可以并进不朽，倒不是以富贵穷达论的。诸君的平日行事，一个个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罗了进去，做了六十回的资料，比泰西的照相还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画还要画得透露些，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略）至于兄弟，才识浅陋，学问平常，此番蒙上头的意思，派出洋去考察政治，顺便阅历阅历，学习学习，预备将来回国，有所陈条，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兄弟担着这个责任，时时捏着一把汗。诸君流芳遗臭，各有千秋，何必在这里头混呢？

　　这不啻是一篇声讨“假洋鬼子”的檄文，包含着拔乱反正的强烈冲动，骨子里仍然是保守的“中体西用”信念。

　　正因为如此，李伯元才对这个洋字号族群不分青红皂白，一杆子统统打落水，使一些西化精英也淹没在这个泡沫中，比如劳航芥，按书中的交代，劳十二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意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有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读了两年又嫌日本大学程度太低，跑到美国进了纽约的卜利技大学继续学法律，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了中国人第一个在香港当律师的人。可见，劳航芥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李伯元却把他写成一个没有操守、崇洋媚外、见利忘义的小人，一再让他出洋相——

　　一到上海，就搬到礼查饭店，住了一间每天五块钱的房间，为的是场面阔绰些，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蕴。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的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作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要是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的样子，比谁都大。

　　然而，作者偏偏让劳航芥遇上一个“生性就不喜欢外国人”、有民族气节的妓女张媛媛。张媛媛误将他当成外国人，对他十分冷淡，劳亮明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他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张媛媛的欢心，劳航芥只好改装，买一条假辫子装上，穿上长袍马褂，一个趾高气扬的“假外国人”，一眨眼变成了长袍拖辫的中国人。

　　劳航芥来到了风气未开的内地安徽，犹如珍奇动物进了闹市，成了围观对象。他飞扬跋扈，视中国民众为草芥，住旅店时不见了手表，就一口咬定被盗，连讹带诈，向店主强索二百大洋，旅店几乎因此而破产。手表后来找到了，劳也不声明归还店主的钱。劳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第五十四回，劳航芥到一家戏院解闷，因不懂装懂乱鼓掌，惊扰了旁边观众，惹出事端——

　　他旁边有两个人，看戏看出了神，被他一拍巴掌，不觉吓了一跳。扭转头来一看，见是一个洋人，后来上上下下瞧了几遍，见他眼睛不红，头发不黄，明明是个中国人改扮的了，嘴里便打着他们安徽的土语，说：“这个杂种，不知是那儿来的？好好一个中国人，倒要去学外国狗。”劳航芥在安徽混了大半年了，有些土语他都懂得，一听此话，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站起身来，伸手过去，就在那骂他的人身上打了一拳，底下一伸腿又是一脚。那人不知道他的来历，见他动手，如何答应？嘴里嚷道：“反了，反了！天下有无缘无故的就打人的么？”一面说，一面便把劳航芥当胸一把扭住。劳航芥是学过体操的，手脚灵动，把身子往后一让，那人摸了空；劳航芥趁势把他一把辫子揪住，按在地上，拳头只往他背心上落如擂鼓一般，一时间人声如沸，有些无赖，远远看着是外国人打了中国人，都上前来打抱不平。这一着，劳航芥却不曾防备，一松手，地下按着的那个人向上爬了起来，对着劳航芥一头撞过来，劳航芥刚刚闪过，背后有个打拳的，看准了劳航芥的腰眼里当的一拳。劳航芥登时头昏耳响，一些力气也没有了。余外的那些人看见有人动了手，众人都跃跃欲试。劳航芥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趁势一个翻身，望外一溜，其时棍子也丢了，帽也被人踏扁了，衣裳也撕破了，劳航芥一概顾不得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回公馆。

　　同样，对劳航芥擅长的西学，李伯元也是不遗余力地贬损。劳航芥精通英语，作者偏偏让他碰上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狼狈不堪。粗鲁无文、好赶时髦的黄抚台并不知道洋文还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觉得花重金雇了一个只懂一国外语的洋务顾问，实在吃亏，结果就把他晾了起来，无趣之下，劳只好自己递出辞呈，一走了之。劳航芥在中国内地到处碰壁，洋相百出，无疑是李伯元“中体西用”信念的一种想象性胜利。

　　然而李伯元并不是那种昧于大势的人，他自幼成长于风气开化的江南，随洋教士学过英语，后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办报，还到日本游历过，眼界远比一般人开阔，所以，他才赞成维新，并对顽固僵死的守旧派持否定的态度。在《中国现在记》里，李伯元对冥顽不化、不识时务的朱侍郎持讽刺态度，朱侍郎拒绝一切洋物，到了可笑的地步，回家奔丧时间紧迫，同僚劝他坐火轮，被他拒绝，还说：“兄弟从小到如今，凡有鬼子的东西，一直没有用过，倘若一朝失节，便做了名教中的罪人。老兄还是成全了兄弟罢。至于用夷变夏，那是断断乎不敢的。”在他眼里，那些鼓吹维新的人士，都是些“剃了辫子要到外国当奸细去的”。然而李伯元毕竟还是中国传统文人性情，在“利益”与“文化”之间，价值天秤更加倾向于“文化”，这也是当时许多中国文化人共同的价值选择与文化操守。这没有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再发达，科学再昌明，技术再先进，终究属于“形而下”的东西，无法与“形而上”的中华文明相提并论，而他们的西学修养，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也远未达到五四那一辈学人的深度。因此，他们虽然领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强大的实力，为了现实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文化道统，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在情感上如此。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含义，那是老一辈中国学人文化操守的极端性表现。

　　公平地看，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李伯元的主张未必不正确，然而，历史已经到了天翻地覆的时刻，正常有序的渐进已属不可能，在“利益”与“文化”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的生存，放弃固有的文化，选择“西化”的道路，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之举，当然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