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作此跋时，已经知道敦煌遗书中的《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有若干曲调，但他当时只见到“狩野博士录出者，《凤归云》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因此，他在将这三首曲词与其他唐人之作进行比较分析后，从两首《凤归云》词的“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得出“可见唐人词律之宽”的结论；从《天仙子》词的“特深峭隐秀”，惊叹“堪与飞卿、端己抗行”。同时也发出感慨：“惜其余二十余篇不可见也！”大约在1924年1月间，王氏接到罗振玉寄来的法藏本(P.2838)《云谣集》十八首，又补写跋语：“癸亥冬，罗叔言先生寄巴黎写本至，存十八首，惟《倾杯乐》有目而佚其词，三十首中但佚十二首耳。”故《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以双行小字缀于跋尾。
第四篇：唐写本残小说跋
此跋据狩野所录S.2630卷残文作，原卷缺题，王氏断为记述唐太宗入冥故事的“小说”，并首先说明狩野博士已有考证文字发表于《艺文》杂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氏除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的记载外，还引征了《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的材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此类入冥故事在敦煌写本中还有不少，可惜当时王国维未能看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他的传说。还应该指出，王氏将此残文定名为小说是比较准确的，后来王重民先生将此类故事编入《敦煌变文集》，反倒不科学了。
第五篇：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
此跋的《季布歌》应据狩野所录S.5440残卷而作，《孝子董永传》则据S.2204卷录文作。前卷残文，罗振玉编入《敦煌零拾》印行；后卷，编入《佛曲三种》。王氏此跋甚短，最早编入《观堂集林》别集，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观堂集林》，删去一些文章，此跋亦被删却，故少为人知。跋全文如下：“二残卷皆用七言叙故事。《季布歌》与《史》、《汉》本传合，《巴黎书目》亦有之。《董永传》与《御览》四百十一所引刘向《孝子传》合。”寥寥四十余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十分遗憾的是，当时王氏虽提及巴黎也有《季布歌》藏本，却不知道英国所藏 S.5439与S.5441两卷亦是同一作品，而且后者首尾完整，还有“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记孔目学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的尾题。三卷编号相连，却未能抄录较为完整的两卷，这当然是狩野君的遗憾，也是王国维的遗憾，否则，当时对这一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将会深入得多。
第六篇：唐写本回文诗跋
此跋更短，只有十七字，故《王国维遗书》亦失收，《王国维文集》编入第一卷“文学散论”中，可惜未说明来源。[2][P45]跋云：“右回文诗，由中心至边旁读之，得五言八句。”王氏所见，不知是否亦狩野录文。王氏所云“回文诗”，其实是英藏S.5644卷由中心向外顺时针方向读的一首五言诗，绘成方型诗图，右上方原题为“方角书一首”，左下角有“怀庆书”三字。对该写本年代，中日学者尚有不同意见。[3][P895]敦煌写卷中这类用特殊形式抄写的诗歌还有若干，如系统整理研究其类型，对唐诗的传播研究肯定会大有裨益。
1920年，在上述跋文的基础上，王国维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除依次介绍《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唐太宗入冥记》、《春秋后语》卷背唐人词及《云谣集杂曲子》外，还以较多文字述及敦煌本《太公家教》，以说明“唐代不独有俗体诗文，即所著书籍，亦有平浅易解者”。将著名的文人之作《秦妇吟》归入“通俗诗”，又认为《太公家教》乃“唐时乡学究之所作”，这都是从流传的范围、启蒙教育的角度着眼来分析作品，确已脱离了“旧学”的窠臼。
1925年暑期，王国维应清华学生会之邀作公开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第三部分“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的末尾，列举从“己酉冬日”(1909)到“戊午” (1918)罗振玉相继刊行《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逸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特别说明“皆巴黎国民图书馆之物，而英伦所藏，则武进董授经（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羽田博士 （亨）、内藤博士（虎次郎），虽各抄录景照若干种，然未有出版之日也。”可见当时包括狩野所录的英藏敦煌写本仍未集中整理刊布，故王氏所作跋文等确具有“先行”的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
（三）
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在敦煌学的初创时期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其在治学方法上的启示，张弓先生曾在《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一文中作了以下四点很精要的概括：(1)坚持笃实的学风，实证的方法；(2)传统考据方法与近代逻辑方法相结合；(3)微观的考据与揭示历史的宏观事实相结合；(4)创始近代文史学的规范。[4][P375～376]我还想在此再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中外学界同仁。
首先，我认为王氏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及中、西学关系的楷模。王氏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5][P33]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殷墟甲骨文、西域简牍、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造成了“新学问”的兴起，尤其是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与流散，向世人展示了大量珍贵的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中外学者咸与研究，形成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由于西方学者对近代考古学、文书学及文化探源和比较文化方法的运用，即便是早期的敦煌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已含有不少“西学东渐”的因素；又鉴于藏经洞文献多数虽然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汉化佛典）中古写卷，但毕竟有许多西域“异民族”的文字与材料，有许多文化交融的资料与信息，既不能以纯粹的“国学”对待之，又要求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因此，正确吸收新方法，运用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就成为敦煌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王氏对敦煌卷子中的文学写本，最为关注的就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能提出新问题、新线索，得出创新性结论的内容，如《秦妇吟》、曲子词、说唱类作品等。王氏特别着力于敦煌新材料与原有传世典籍之间的关系（异同、互补、源流），从“微观”入手而着眼于“宏观”，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构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全新视角、理论与框架。可以说，后来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都特别致力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如变文、讲经文、歌谣、王梵志诗等），重视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都得益于王氏的开拓之功。
王国维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更体现了他在学术观点上的开放性、兼容性与辩证性。1911年，他在《国学丛刊·序》的一开头就宣称“学无中西”，猛地一读让人不好接受。其实，他是为了强调：“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这是根本上的一致，也是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不能截然对立。所以，他在这篇序中断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即已跳出了中、西学的固有框框。正因如此，他为敦煌写本所作的跋，无论从材料、方法、观念上看，都已经不是传统“国学”意义上的跋了。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敦煌学的性质与发展方向都至关重要。21世纪是世界各种文化在保留各自特色与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大交流、大融会的时代，那种此消彼长、我强你弱的观点及企图一以统之的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王国维在中西学关系上的睿智卓识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其次，关于运用“二重证据法”，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王国维的创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此误会恐怕源自王氏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的几句话。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6]
王氏在这些话的前面，还举若干例子讲了以“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古史的方法之一。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行，主要是在经学，“地下材料”稀少也不被重视，所以陈寅恪先生感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7]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大量的“地下”文物被发现，尤其是莫高窟藏经洞写卷的面世，促使研究者用新资料去考订补正“旧籍”。所以王氏强调的是“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而非“始得有之”。对此，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表述得更明确：“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在宋人的考据著作中，有许多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实例。
另外，所谓“二重”，也只是概而言之（亦有三重、四重），因为并不是只有用“地下”去证“纸上”之一法（严格地讲，敦煌写卷当然也是“纸上”）。学界推崇的应是多重证据法。事实上，王国维的早期敦煌学研究，根据材料的多寡与对象的不同，或考释史实，或追溯源流，或发抉疑问，或创制新说，运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对文学作品，除考订作者和创作背景外，他还十分重视“心证”（即情感的感受），他有一首咏韦庄《秦妇吟》的七绝云：“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庄秦妇吟。”可以看作是对有关跋文的补充。[8][P283]又如他研究两幅敦煌佛画，不仅用同为敦煌所出的《沙州文录》中的《曹夫人赞》来考订史实，而且与高昌壁画作艺术风格上的比较，②在联系敦煌写本来研究壁画上，王氏亦是一位先行者。还有，如前引张弓论文所言，王氏“考释敦煌典籍，在传统实证中融入了近代逻辑，使论证与推理更严密，更具说服力”，这也是新的因素。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王国维的敦煌研究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
再次，王国维在获取、整理敦煌学研究的早期资料上，也有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如前所述，王氏从事敦煌研究早期资料的来源，主要是狩野所抄、伯希和寄来与国内私家散藏。当时中国学者获取敦煌资料都很不及时，王氏写信要法藏《秦妇吟》写本照片，伯希和过了四年才寄出抄本；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卷，罗振玉只抄得橘瑞超所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发表于《国学丛刊》，日本学者赴欧洲得到的敦煌材料，似也迟迟未见刊布；运到北京京师图书馆的“劫余”，则在编目前好像并没有对罗、王等学者开放。相比起来，倒是中国学者印行刊布敦煌资料最及时，如罗振玉从1909年末起，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刊印了《石室秘宝》、《佚集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对敦煌学的兴起贡献至巨，其中也包含着王国维的辛劳。可以说，在敦煌写本的整理与刊布上，罗、王等中国学者的态度是最积极、无私的，真正体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则，也反映了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大家风范。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敦煌学的发轫期，由于罗、王二位东渡寓居日本，与内藤、狩野等学者交往密切，在敦煌资料的获取与交流上也得到了日本同仁的协助与支持。这对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也是一种促进。相比起来，倒是欧洲学者比较保守。我曾对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展示部分敦煌写本和第二年应罗振玉之请寄送照片之事予以赞扬，很可惜伯氏后来的态度不够积极。至于斯坦因，大概是由于明显的“偷宝者”的心理作用，他婿终没有在与中国学者的资料交流上迈开步子，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一名敦煌学研究专家。英国的敦煌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日、法等国，与此不无关系。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编目刊布工阼举世瞩目，尤其是对英、法、俄藏品的研究成果显著。遗憾的是日本所藏部分敦煌写本的刊布工作还进展迟缓。今天在中国，文物的收藏保管部门和研究者的矛盾，也并没有很好解决，材料刊布相对滞后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少数研究者垄断、保守资料的行为仍妨碍着学术的进步。我想，在新世纪，我们实在应该不断温习王国维先生所讲“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的道理，努力推进学术、文化的大交融。
注释：
①见王国维于1919年10月6日致罗振玉信，载《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7页。
②参见两篇跋文及1919年9月10日王氏致罗振玉信，信载《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 2001.
[2] 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4] 敦煌文献论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5] 姚淦铭，王燕.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A].王国维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6] 王国维.古史新证：国学月报：第二卷[J].1926.
[7]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8] 姚淦铭，王燕.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A].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