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键词】 “英雌救国”/“情”/“色”/民族革命

      “性政治”是凯特·米利特一本著作的书名和主题。凯特把性和政治联系起来是为了强调性并非是隐秘的、个人化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各个政治环节紧密相连的①。同样，福柯也坚持“性”和“性经验”都是文化、历史意义上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自然或生物学上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突出它，引发它，……为了不让它逃避，……必须控制它，它是一个具有器官价值的用品。”② 的确，性的概念是在性经验机制的不同战略中建立起来的，它是历史政治处境中的性，同时又是与身体分不开的性。在“五四”以前，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一、自由结婚与抑“情”救国

    清末民初，西潮东渐带来的一片春光，已对传统中国“父母——媒妁”的权威有了某种实质性的动摇，“自由结婚”在此期的婚姻论中成为最具“新”质的呼声，集中体现了先进人士的性爱理想。
    “自由结婚”这一主“情”派的关键词在清末民初被使用的频率已很高。时论自不待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女子世界》与《复报》的“唱歌集”、“新唱歌集”都先后刊出过《自由结婚》与《自由结婚纪念歌》，这种方式颇像时下的流行歌曲，传播渠道畅通，辐射面大，往往能收到风靡全国、深入人心的影响效应。而革命派杂志《觉民》对自由婚姻的慷慨高歌——“我今欲发大愿，出大力，振大铎，奋大笔，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我务将此极名誉、极完全、极灿烂、极庄严之一个至高无上、花团锦簇之婚姻自由权，攫而献之于我同胞四万万自由结婚之主人翁！”③——在今天听来仍具震人心魄的鼓动力量。
    看来，单就情爱、婚姻而言，赋予其相应的现代性内容和人性价值，在其时的进步人士中已被首肯。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情爱、婚姻是不可能剥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而存在的。事实上，清末民初探讨这些问题，往往离不开种族，而其落脚点实为国家思想：“夫人情意不洽则气脉不融，气脉不融则种裔不良，种裔不良则国脉之盛衰系之矣。”④
    正是基于上述语境，绝大多数的“英雌救国”小说都赞颂或倡导自由结婚。然而，这种倡导一旦遭遇民族复兴、国家存亡大业，就马上掉转追求方向，一切以后者为英雌的行为指南，于是，抑“情”救国成为英雌人物的标准情感表现和行动追求模式之一。
    《自由结婚》在这方面具有寓言和导向意义。该书书名前题“政治小说”，《弁言》称作者写此书欲“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世之志”。既然如此，为什么小说取名为《自由结婚》呢？其实这是别有寄寓的。少年主人公黄祸与关关因有相同的种族革命情怀而相爱，进而有“缔姻之事”的约定。后关关加入光复党，成为中坚，天天训练军队，准备发动大规模的革命，发誓“一生不愿嫁人，只愿嫁与爱国”(《自由结婚》中“中国”的化名，笔者注)。关关的少女情窦因黄祸的爱国热情而盛开，并随着两人的共同奋斗与日俱增，但个体的男欢女爱究竟不敌民族革命之爱的风起云涌，于是抑“私情”扬“爱国”成为了他们的更高追求。这样，两人起于私性化爱情的“自由结婚”就终结于与中国的“自由结婚”。
    如果说，黄祸、关关的男女爱情具有的世俗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与中国“自由结婚”的宏愿打了一定的折扣的话，那么，小说中对女光复党及其主要人物一飞公主的描写则完全是在彰显革命女性如何与中国“自由结婚”的奇观了。光复党的宗旨是光复“爱国”大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领袖一飞公主立誓“把此身嫁与我最爱之大爱国祖国，尽心竭力，黾勉为之”(第十五回)；并沿此设置了一套奇异而充满悖论的“自由结婚”宣传鼓动策略：号召新来的同志都要在意识上行动上把国家当作自己的丈夫，与其结婚，这样所有人都是“国妻”了；而时下国家被异族盗去，那么女性就理所当然地应“替国守节，替种守节”(第十四回)。在这种宣传中，女性对丈夫——异性的一腔情思被有效地压制并通过爱国的通道转化为复仇的火焰：她们把“亡国之痛当作杀夫之仇，大叫誓灭蛮狗”；“因此光复党中人，尽是女中铁汉，痛心疾首，一副寡妇面孔，日夜只要报仇。”(第十四回)至此，“自由结婚”的隐喻意义方才出现：两性间的自由结婚固然重要，但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相比，前者又算得了什么呢。然前者的坚固的情感凝聚力、两性的相吸相合力却是民族国家的光复所特别看中和借用的，所以，透过“自由结婚”的哈哈镜，作者所要表达的却是“用那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第十四回)的精神实质。而这恰是那时代英雄英雌儿女故事的精髓所在，在这一意义上说，《自由结婚》的寓言性是广泛而普遍的。
    同样是民族革命的领袖人物，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主人公之一)与一飞公主在抑“情”救国上亦有相似的主张。夏震欧文武兼备，在中国遭“瓜分惨祸”时，她为国浴血奋战，争得了一方净土，成立了兴华邦独立国，获大统领殊荣。言及婚姻，她更是豪气冲天：“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有误抚育保养这孤儿的正事，以故不敢嫁人。”(第十回)后来她果真践了自己的诺言，终身不嫁，专心谋国。
    在“救国图存”的伟业中，“自由婚姻”还刚开始就已近名存实亡。如若再加上兴女权的主题，自由性爱的命运又当如何呢？《女娲石》中的花血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花血党的根据地是秦夫人领导的天香院，这是一个专门暗杀独夫民贼的“英雌”聚居地，也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宗教性质的乌托邦组织。凡入天香院的女子，必须承诺“灭四贼”的宗旨，“灭四贼”是指：灭内贼，即“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灭外贼，即忌媚外，重自尊独立；灭上贼，即与民贼独夫，不共戴天；灭下贼，即“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物雄物”(第七回)。在这里，革命要求与个体情爱、国家利益与生命欲望水火不容：入党的英雌必须冷血无情，视男性、视性爱为天敌，否则她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革命总是指向反抗专制的暴政，但在自己发展的一定时刻它总是建立独裁和暴政，取消一切自由”⑤ 的情景，在中国的民族革命、女权革命开始不久就已露出端倪了。
    众所周知，在世界文明史上，欲望与理性的冲突始终存在。但在前现代社会，二者的对立还不能称之为悖论，因为欲望并没有获得合法性。在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勃兴为欲望的合法性获得开辟了道路。伴随着现代性诉求在人的深层心理的展开，世俗欲望(当然也包括性欲望)逐渐被视为人的天然权利。上面所说的“结婚自由”就是这种观念在中国的反映。但是，个体欲望的被肯定往往是与对更大的群体如党派、群族、国族、国家等的理性认同齐头并进的，于是这种情态导致了现代性知识学内部的欲望与理性悖论的出现。解决的办法也许是同时注重这二者的合法性。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因为受到具体历史进程——国家存亡的影响，个人主体性的原则不可能也没有得到具体的贯彻和落实，国家功利文学观挤压着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因此清末民初的小说中，欲望与理性悖论的调适艰难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难怪阿英会感叹：“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⑥ 既然如此，“自由结婚”的内蕴转向为抑“情”救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英雄国女”与以“色”救国

    在20世纪初，女子的色相或身体被普遍地赋予了政治意义和价值。由是，一类特殊的女性革命者——“英雄国女”出现在“女子救国”小说中。
    前面我们已谈到了《女娲石》对于女子本身所要求的禁欲主义革命主张。然而，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却是：在民族国家需要的时候，动员女性以姿色献身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国女”与“革命”是《女娲石》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作者整个想象秩序的轴心。那么，何谓“国女”？何谓国女的“革命”？
    海天独啸子认为社会改革首先涉及到的是妇女：“妇女一变，全国皆变矣。”那么，妇女应怎么变，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海天独啸子提出了方案：“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之时代。”依他看来，谈“国民”在那时代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也太笼统，显示不出妇女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国人的思想、行为演变成为“国民”之前，他设想出一种新型的妇女——“国女”，并强调那时代是呼唤“国女”诞生和养成的时代。对于“国女”的基本素质，海天独啸子有言：“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武侠思想即尚武精神，最新智识即科学精神。此两点可谓“国女”区别于旧女性的主要标准，也即“国女”之诞生的关键。但仅此两点，“国女”与“国民”的根本区别又何在呢？区别是有的，但作者在理论上似乎“是亦难言”⑦。所以，这“难言”是通过小说这一想象文本表现出来的。小说正文中“国女”出现凡四次：一次指涉“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第九回)的春融党，三次特指主人公金瑶瑟。换言之，虽然《女娲石》描绘了各党各派、形形色色的女性革命者，但被称为“国女”的只有春融党的革命者和金瑶瑟而已。她们与别的女革命党人的根本不同在于：她们自觉地以“色相”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