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出发就应看到，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进步是解决社会不和谐不平等问题的根本手段，而在现有生产水平上使社会各种资源得到最佳效果的配置和调整，使各区域、各阶层和各种群体尽可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真正实现每一个公民的人格平等，这就是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做的根本性工作。平等大同是人类思想史中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和理性的最光辉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优越于一切剥削压迫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改革开放的激流中，许多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东西趁机滋生蔓延，使许多人陷入价值观迷惘中，这就更要求我们清醒坚定地把握住这个根本性价值导向。
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后现代
颜 岩
[摘要] 本文主要评析美国学者凯尔纳的“后现代”观。从现代概念入手，通过剖析“后”之内涵，凯尔纳为我们分析了“后”现代的语义星丛。接着，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群基础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后现代产生的原因。最后，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抽象”概念、德波的“景观”概念和鲍德里亚的“类象”概念，凯尔纳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通向后现代的思想史路径。
[关键词]后现代；凯尔纳；晚期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4－0115－07
道格拉斯·凯尔纳(1943－)，当代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和左派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后现代理论研究。深入剖析凯尔纳对后现代的解读，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后现代思潮的理论性质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后现代的语义星丛
在具体探讨凯尔纳的“后现代”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清几对范畴。首先是现代(mod-ern)概念，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当时人们主要用它表达一个新的观念体系，认为它标志着一个与中世纪对立的新时代的出现。可以看出，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用于指代西方历史上的一段历史时期，它的参照系是古代和中世纪。依照通常看法，古代与灿烂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则被称为“黑暗时代”。而现代则是一个“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就现代所确指的时间而言，英国学者罗斯(Margaret Rose)认为应是“从文艺复兴到当今时代的所有时期”，《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则更是明确地给出了解释，“十五世纪的终结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的……开端”。综上，我们认为现代始于中世纪结束和文艺复兴初期。接下来是现代性(modernity)概念，该词内涵比较复杂，学界争论颇多，罗斯从广义角度将其理解为“现代主义”、“现代”、“现代化”之和，霍林杰(Robert Hollinger)从社会学角度把它理解为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类型，我国的冯俊先生则赋予它一套伦理道德的价值内涵，“‘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对现代性概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他归纳了三种现代性的不同用法：即分别作为时期、特性和经验的现代性。在具体论述中，他采取了现代性的第一种涵义，即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期，“现代性因而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我们用它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若按此涵义理解，我们说现代性和现代是同义的，凯尔纳在书中直接采纳了卡林内斯库的这一用法，他说：“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
与前两个概念相比，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它大致产生于上世纪初叶，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被社会科学家们广泛使用。modernization是由动词modernize演变而来的，modernize的基本涵义是使现代化(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成为现代的)，使适合现代需要。由此推论，现代化具有两个基本词义：一个指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的，这是一个过程；另一个指大约公元1500年以来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这是一种状态。凯尔纳采取了第一种词义。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最后我们要阐释的概念是现代主义(modernism)。霍林杰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特指若干种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风格和运动，如艾略特、伍尔芙与乔伊斯所代表的文学运动，或是塞尚、马蒂斯与毕加索所代表的艺术运动等；后者泛指整个现代性包含的所有文化。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主义意味着文学艺术方面的运动、信条或趋势。事实上，霍林杰和卡林内斯库的概括不无道理，现代主义的确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后来又被用于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其他前卫运动)，直到最近十几年，其广义的用法才逐渐出现。所以，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同的是现代主义的狭义用法，凯尔纳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的。
以上是对现代概念之语义星丛的简要分析，以此为基础，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后现代概念了。从字面上看，后现代意指现代之后，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现代指的是文艺复兴到当前时代，那么后现代还存在吗?在大部分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看来，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我们已经离开现代，进入后现代。然而，在绝大多数现代理论家(如哈贝马斯)看来，当前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当前时代与先前时代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凯尔纳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后现代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但后现代社会断然没有到来。如果用一个坐标系来定位凯尔纳，那么应该是哈贝马斯——凯尔纳——詹姆逊——鲍德里亚，最左边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忠实守护者，他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最右边的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的强烈拥护者，他认为我们已经处在类象的后现代社会；詹姆逊和凯尔纳介于两种极端观点中间，在他们看来，历史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但若做细微的区分，凯尔纳显然是偏向哈贝马斯一边的，因为他在事实上否认了后现代社会，而詹姆逊则承认了后现代社会。
在凯尔纳那里，后现代性直接对应于现代性概念，也是一个时间／历史范畴，它指的是紧随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在具体的理论运作中，后现代性并不是凯尔纳关注的主要对象，作为左派激进理论家，他更关注“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与激进政治”。关于凯尔纳对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我们暂不探讨，这里仅谈一下凯尔纳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在《后现代理论》中，凯尔纳将福柯、德鲁兹、加塔利、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统统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可以看出，凯尔纳的判断标准是比较宽泛的，即以理论家对社会和时代的基本判定为最终标准。按照他的理解，凡是坚持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的理论家都可以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其实，凯尔纳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绝对，如他本人也承认：“并非本书(《后现代理论》，笔者注)讨论的每一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
二、“后”之内涵
具体到后现代概念，我们说理解“后”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才是关键。在《后现代转向》一书开篇处，凯尔纳就为我们揭示了“后”的内涵。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分期术语，意指一种历史顺序，在此顺序中先前的事件被替代；同时，它还常常与一种启示色彩的断裂感相联系。凯尔纳的指认十分重要，他道出了“后”话语的一个共性，即强调历史的断裂。如“后工业主义”表示工业时代的结束，以知识和信息为组织原则的新社会的到来；“后福特主义”标志着与福特主义刻板特征直接对抗的灵活积累体制的诞生；“后历史”标识的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一切止步于资本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新理论形态。
然而，术语“后”一俟与“现代”搭配，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后”可以表示当前时代与先前时代的断裂，这里又分两种情况：(1)表示同现代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积极决裂。这种理解通常将现代视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张与之进行公开的决裂，而将后现代视为一种新的进步话语和实践，认为它是对新事物的肯定。持这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有福柯、利奥塔、德鲁兹和加塔利等。(2)表示同现代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消极决裂。这种理解通常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可悲的倒退，一种传统价值的陨落和确定性的丧失，而主张保留现代性的价值。持这种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有詹姆逊、哈维、贝尔等。另一方面，“后”还可以表示一种与先前时代的继承和连续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将后现代视为现代的另一种形式，如卡林内斯库就把后现代看成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后现代主义不是用来意指一种新的‘现实’或‘心智结构’或‘世界观’的一个新名称，而是一个视角，借助这个视角，人们可以就存在于多重化身中的现代性提出某些问题”。依照这种观点，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一种变化，一种现代性内部的改变，或者说后现代是现代的某种强化形式。从总体理论特征上看，凯尔纳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始终否认后现代是一种全新的话语和现象，认为它不过是现代的激进化，表面上看，当前社会中的一些经典现代现象(商品化、大众化等)似乎在后现代的作用下已经内爆，其实不然，它们不过是被局部放大或加强而已。也就是说，后现代的秘密不过是将现代的某些局部特征放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罢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新”事物。根据对“后”的不同理解，凯尔纳将后现代主义者分为极端派和重建派(温和派)。极端派主张与现代(性)和现代理论彻底决裂，强调后现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呼吁建立适合当前时代的新的理论和政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鲍德里亚，另外，福柯和利奥塔有时也持这种观点。重建派则主张将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他们通常对现代理论保持一定的敬意，总是有限度地运用部分后现代的理论观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逊、拉克劳、墨菲、哈维等。
三、后现代产生的原因
面对后现代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简单的理解都是非法的。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权力话语，后现代话语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有人将后现代话语视为一种时尚，预言其几年后就会衰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后现代话语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持着这股思潮?后现代究竟是一个偶然而得的理论怪胎，还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凯尔纳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群基础等方面对后现代现象进行了一番发生学的考证。
(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爆发了“五月风暴”，这场“风暴”由法国迅速刮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学生和工人，但我们看到其斗争的矛头已指向二战后众口一词歌颂的“富裕社会”那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虽然激进的学生运动最终烟消云散，未能像当初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在学生运动之后会继续掀起革命的巨澜，但其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当时参加学生运动的一批青年激进知识分子(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詹姆逊、哈维、德鲁兹和加塔利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所以，把后现代视为60年代政治失败的产物并不为错，如早期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就直接来自60年代政治的失败。同时，60年代的政治实践还直接导致人们对现代政治学的普遍怀疑，如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就认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革命政治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因为主体已经普遍破碎，存在的仅是一些边缘化的主体性。当然，除了上面谈到的消极影响外，60年代政治运动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上。在凯尔纳看来，新社会运动与以往的社会运动有所不同，它是以后现代理论为逻辑支撑的，同时，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出一种“反抗的后现代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现代话语的产生和蔓延。
(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践领域的政治运动尽管对后现代话语的产生至关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种理论内部的逻辑跃迁。众所周知，后现代话语最重要的进展在法国，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原因外，可能还要归功于60年代法国哲学社会理论激动人心的发展。在60年代的法国学界，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是两大主流话语，这两种思潮提出了新的语言理论、主体性概念和社会概念，主张用语言、社会结构、符码、规律等描绘社会现象，拒绝一切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消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概念，从此主体不再是绝对的，而是被视为结构的建构物。正如结构主义对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一样，后结构主义很快对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者追求基础、真理、客观性、确定性的做法是虚妄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和人本主义划清界限。后结构主义于是主张坚持一种更为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认为一切意识、意义、认同都随时随地发生着变化。如在对待语言的问题上，它比结构主义更强调能指的地位，更强调文本意义的生产性和不稳定性，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巴特对阅读、读者文本意义的重释等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正是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上述发展直接导引了后现代话语的诞生。其实，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这里我们要做出鉴别。首先，两者有一种传承关系，在话语理论问题上，就强调话语理论的优先地位而言，后现代理论追随了后结构主义。如话语理论家主张，意义不是简单被给予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制度性实践在制度性场所被构造出来的，后现代理论家福柯也主张，我们应该关注话语背后的制度性基础和预先存在的权力关系。另外，如果我们把话语理论解读为符号学的变种，就会发现巴特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与早期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关联，后者正是有效借鉴了前者的如下假设：“心理、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语言、符号、形象、符码以及指意系统组织起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两者的差别，正如凯尔纳总结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比后结构主义内容更为广泛的概念，如果说后者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和主体性模式而存在，那么前者则是一种普遍的理论、文化和社会思潮。
(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必须根据他们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结构才能理解。同样，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使法国的经济陷入全面瘫痪，但战后不久，法国就重整旗鼓赶了上来，截至1975年，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生活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4％，位列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第四位。从经济角度讲，法国已从50年代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经济上的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断裂感，也使得原来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被遗弃了，人们普遍有一种新社会即将降临的预感，正如约翰·阿德(John Ard-agh)描述的：“法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兴运动。物质的现代化以惊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主要以城市和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一种停滞的经济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活力的、最成功的经济之一。经济上的欣欣向荣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下子把法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同新生活模式之间的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抖落了出来，……一向被指责为眼光总是盯着过去的法国佬，现在突然间却要面对生活在现代世界这样一个事实，这使他们感到既震惊又害怕”，而这一切恰恰促成了后现代话语的盛行。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促使法国的理论家们提出全新的社会理论来说明社会条件和日常生活的变化，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摩天大厦、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无所不在的消费品广告和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理论家们无一例外转向消费现象的研究，这就是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目前，消费社会的概念在西方学界仍有很大争论，有的学者把它视为生产社会的一种自然延续，如凯尔纳就这样认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鲍德里亚就指出：“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无论怎样，学者们对消费社会的形成基础达成了共识：一是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超出日常需要；二是人们有能力和经济力量消费；三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机构鼓励消费。关于消费社会的特征，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有大量的描绘，在他看来，商品这时已经占领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消费社会发展到了一种极端化的阶段——景观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将受控于虚假的影像和景观，这时人们的需求不再出自真实的生理需要，而是受控于商家的广告宣传。其实，后现代理论虚无主义的特点正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发展无所适从的无奈表现，詹姆逊在其经典之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曾生动地刻画了人类面临的诸多困惑，如空间协调能力的丧失、历史道德感的败落、感情世界的麻木等。这一情形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难看出，社会领域的这些变化无疑有利于后现代理论的滋生和蔓延。
(四)X一代(Generation X)——后现代的人群基础
前面我们曾提到，最早的一批后现代主义者大都受20世纪60年代政治实践的影响，然而到了80年代，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了成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话语也逐渐变得保守起来，如福柯晚年对自我技术、伦理学和自由的关注，利奥塔晚年对康德哲学的回归，德鲁兹和加塔利晚期对前现代部落文化的研究等。另外，我们说80年代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保守主义”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话语反而成为一股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力量，其原因何在?凯尔纳称，80年代的后现代话语已经发生了转折!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指这一话语依赖的人群基础发生了变化，二是指后现代话语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既然老一辈后现代主义者日渐保守，有的甚至已经不再是后现代主义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将从此消亡呢?不是的，后现代主义后继有人，凯尔纳把这批更为年轻的人称为X一代，他们是新一批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他们才是当前后现代文化的热心生产者和消费者。从心理结构上看，X一代有着明显的俄狄浦斯情节，他们普遍主张反叛自己的父亲，渴望一种比父辈更为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另外，X一代对后现代话语的热烈追捧与他们迫切希望成名的想法是相吻合的，“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一类的话语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另一方面，从性质上看，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话语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当前较为年轻的X一代缺乏现代传统，他们普遍没有读过马克思、韦伯、黑格尔、康德等现代理论大师的著作，后现代话语在他们那里就变得更为极端和片面，甚至被滥用。相信这也是凯尔纳拼命拒斥后现代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抽象——景观——类象：通达“后现代”的思想史路径
除了对后现代的成因进行一般性探讨外，凯尔纳还分析了马克思的“抽象”概念、德波的“景观”概念和鲍德里亚的“类象”概念，试图揭示一条通向后现代的思想史路径。
“抽象成为统治”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凯尔纳看来，这句话揭示了后现代的秘密。我们先来看这句话在马克思那里有什么内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是一种与中世纪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其根本特征是，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利润最大化成为社会的唯一目标。我们知道，商品生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存在，但相对于社会和宗教价值观而言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一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它才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从对商品的批判开始的，当然，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否定商品生产，而是否定所谓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这一点凯尔纳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批评对象并不是仅为了满足社会生存需要的贸易对象的商品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拜倒在商品面前呢?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交易的社会，“该时代一切东西，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为一种市场价值被带到市场按其最真实的价值进行评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颠倒和抽象，首先是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我们知道，整个现代哲学都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特征，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却被客体统治着，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力图保障人们的主体性存在，而是使他们虚弱和恶化。马克思在其异化劳动理论中为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一颠倒过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为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其次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颠倒。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交换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成为资本追逐的唯一目标，产品生产出来仅仅是为了交换，它不再与人们的需要直接相联系，在这里，使用价值是完全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凯尔纳认为，马克思所讲的这些颠倒统统植根于一种社会抽象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与等价交换规律、量化原则、工具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主客体被放置到一种经济计算之中加以考虑时，其本质就变成了一种非现实的“抽象”，这种丧失了自身固有品质的“抽象”可能表现为一种符号，也可能干脆表现为一种“虚幻物”，“随着货币、商品化和量化逻辑的传播，一种普遍的抽象过程笼罩了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颠倒的、着了魔的，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现实的本质被掩盖以及主体的非人化。我认为，凯尔纳的这一指认十分重要，他不仅正确地揭示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还进一步窥视出货币的力量，在他看来，商品化是一切抽象的源泉，商品的胜利使货币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与价值，货币的力量不断膨胀，导致了货币拜物教，这与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是一种较商品更为抽象的存在，它无所不能，所有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你的钱都能够做到，它能把现实变成观念，也能把观念变为现实。正是在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论述过程中，凯尔纳发现了后现代的影子，当货币不断将现实转换为非现实，不断制造出虚幻的消费社会时，任何本质化的过程将被遗忘，人们将会追求虚假的幻象，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讨论的主题。
总之，凯尔纳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概念有助于开启一种与现代理论断裂的话语，该话语将有助于后现代理论的产生。沿着马克思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他得出结论说：“社会和真实分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抽象化发现了它最初和延续的支持与给养”，后现代无非是这样一种倒置阶段，它“贯穿商品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化过程”。我认为，凯尔纳在这里的分析很有道理，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詹姆逊、哈维、鲍德里亚等)的确是以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作为自己理论出发点的。
仅仅从马克思的“抽象”概念出发我们还无法直接推演出后现代话语，这里面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概念。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是第一位全面论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家，而且他也部分地预见了某些消费社会的特征，但从总体上看，他并没有对消费社会进行系统的分析，这当然是由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的。于是，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的重任便落在了以德波为首的境遇主义学者身上。从理论传承上看，德波等人的任务是重新激活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并补充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的批判，他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对抽象的批判，把它扩大到消费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在德波的理论体系中，“景观”是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商品已经占领整个社会生活全部这一事实。其实，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到德波的景观社会，并不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它意味着抽象对社会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加强，意味着统治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意味着主体的进一步异化。在德波等人看来，景观社会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只不过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面被重组罢了。就景观发挥的作用来看，依然是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然而这一切却又发生在另一个更为隐秘的层面上。与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将工人定位于生产者不同，景观社会中的工人是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景观的秘密就在于先让工人们感到自己有某种需求，然后再伺机剥削他们。可见，景观将剥削带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轨迹，它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权力和利益的实现。与马克思对抽象的批判一样，德波等人对景观也持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日常生活被景观掩盖了，人们沉浸在景观所制造的幻象中，这是一个人为的虚假世界，一切真实、价值和意义都被抛弃掉了，这正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被官僚控制的社会”。凯尔纳揭示说，景观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金钱的另一面，“景观并不(恰巧)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与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马克思时代质的差异是在客体的连续生产中被消解的，而现在则直接蒸发在影像和符号之中。
从德波的景观概念出发，我们似乎已经瞥见后现代的一角，接着往下走，便是鲍德里亚的类象概念了。凯尔纳发现，对抽象化进行分析是马克思、德波和鲍德里亚三人共同的特点，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分析生产领域中商品、货币、资本的抽象化过程，而德波和鲍德里亚则主要分析消费(媒体)社会中的抽象化过程，在后者看来，电子媒体的抽象化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技术为中介被更深地掩藏着。但是，鲍德里亚与德波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鲍德里亚拒绝了德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主义分析框架，在他那里，一切真实、价值等现代指涉物在超真实的条件下统统内爆了。另外，鲍德里亚还否认了“景观”概念，他强调说，“我们不再生活在境遇主义所讨论的景观社会，也不再处于这种理论暗示的异化和压抑的特殊类型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说鲍德里亚是保守的，他的后现代话语恰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也刚好印证了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者是最大的保守主义者”这句话。
如果说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商品社会，德波为我们描绘了景观社会，那么鲍德里亚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类象社会，这是一个比前两种社会更加抽象的社会，在这里，客体被完全消融到影像之中，消融到符号交换的封闭循环之中。如果说在马克思和德波那里客体仅仅处于异化地位的话，那么到了鲍德里亚这里，客体则完全消失了，现存的仅仅是空洞的能指符号系统。不仅客体消失了，就连主体(性)也不再存在，因为所谓的主体(性)不过是类象社会制造出来的幻象，这就是鲍德里亚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也对符号和能指大加关注．，但他毕竟给所指留下了一席之地，而且，德波正确地看到“符号成为统治”并不是商品化的简单延伸，而是“抽象成为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式和逻辑跃迁。而鲍德里亚却夸大了这一过程，认为符号就是一切，按照他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颠倒和异化都成了符号的自我指涉物，即非真实的虚假之物，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显然，鲍德里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生产、工业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市场价值规律)统统被他遗弃了，在他眼里，类象成为统治，真实死亡了!在这样一个类象社会中，人们消费类象，为类象所奴役，这就是鲍德里亚为我们描绘的后现代社会。
五、结束语
在“后”学风靡一时的今天，不同理论家从自身立场出发，为我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后现代理论，其中不免有混乱之处，所以，当前后现代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廓清地平、理清思路，凯尔纳独特的后现代观对我们理解后现代思潮应该说帮助颇多。同时，凯尔纳的这一理论也凸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巨大理论价值，作为一股新近出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拥有自己特定的意义域：即反对后现代思潮极端、蛮横的理论态度，反对“后”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坚持现代理论的有效性和价值；反对脱离资本主义的逻辑抽象分析社会现象，坚持当前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主张在当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些显然是我们应该借鉴和研究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晚期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由多个不同理论家组成的理论群集，如凯尔纳就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理论家，虽然我们将他划归在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分析，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不能有任何异质性，其实，恰恰是这种异质性的存在，才使得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具活力。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