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批激进的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但美国青年相对浅薄些，经验主义的传统使他们很少做深刻的哲思。他们向往中国，就想到中国来，干脆就学起汉语来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无法到中国来，他们于是就找到在美国的华人教汉语。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多数有着深仇大恨，一边教汉语，一边教美国青年反共的理念。60、70年代这些很激进的美国青年最后都到了台湾，后来变成了汉学家，把区域研究的大旗祭起来了。这批人对中国了解比较多，知道了中国“文革”的一些真相，但又不是知道全貌，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的都是“文革”中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他们从崇拜到怀疑、到憎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许多人今天成为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前面提到的哈里·哈丁等，现在都是哈佛、耶鲁这些一流大学里面研究中国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三四十年前他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真诚地热爱毛泽东、热爱胡志明，向往中国革命，充满乌托邦的情愫和幻想。但到后来他们却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跟左翼无缘，多半是认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在人文学科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什么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现在都特别重视文化问题。如当代西方最知名的社会学家安托尼·吉登斯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等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均从文化、历史以及叙事的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的典范。他们的成就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像极为晦涩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样的名词，现在已经被推延到各个学科里面，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消解和疆域重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已经蔓延渗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五、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
从理论消费国到理论生产国？
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后学”大气候和氛围下面，必然出现了新的突破和路径，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电影研究最全面彻底地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接轨”，许多重量级的美国学者如杰姆逊则把中国（包括台湾）电影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但是总体上美国的中国研究依然跟文化研究处于互不交叉的状况，在量化和经验主义实证研究占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的学者从理论基础和知识基本预设到研究方法，依然拒绝与文化研究对话。然而，中国作为研究的主题，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却向固守阵地的中国研究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研究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theory consuming），几乎从未产生过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一般说来，中国研究学者均把现成的理论拿来套用，如反共的、反极权主义的范式。20世纪末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时，大量套用冷战二元对立的范式，把中国的领导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把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人为对立起来。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固定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很多是无法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由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非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重视⑧。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的（theory producing）国家呢？现在的问题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
但是在人文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近年来许多西方重要的人文学者包括杰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频频访问中国，许多大型国际会议也跟西方重要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合作。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与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等合作，先后在北京和美国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力图展开西方人文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绕开西方汉学的直接对话。但是惟一例外的是杰姆逊，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话题来讨论。其他西方学者来华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中国推介他们的观点，未见有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更遑论深入的思考。他们主要的障碍是对中国缺少了解，以及西方学术机构的专业化分隔，让他们这些研究西方的学者难以越雷池进入中国领域。但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的例子，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斯蒂格利兹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则说明西方人文学者对中国兴趣缺乏的问题所在。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科学，思想与认知的基础更为强烈地反映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使研究者很难脱离自己的局限。此外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文研究中，人文研究对象以及其对象国自身学术界的因素也很关键。就中国而论，多年来跟西方在人文领域里的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即中国大量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加上本文前述冷战模式对西方中国学的制约，西方主流人文学者与中国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的途径，中国学术界需要把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做新的反思。中国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和介绍是规模空前的。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同样如此。文化研究首先被当成西方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潮流或时尚大量引进和译介推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译本和中国学者自己所做的文化研究论述。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以及“后学”理论对学术、知识与权力的批判与反思，也给中国学术界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反思性的批判思维正在中国学术和知识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是西方的社会与人文学术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主自律的神圣殿堂，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在建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时候，引进借鉴西方是必由之路，但反思性批判思维（也同样来自西方）不可缺位。西方至上的新西方主义神话必须破除。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对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于西方的“本土问题”，到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区域研究，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纯学术的跟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科学）时，它的现实感在哪里？这种新的知识框架的出现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权力结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学生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①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2006年5月25日演讲的修改稿。清华大学外语系生安锋博士帮助整理了演讲稿，特致谢忱。
②Cf.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Will to Knowledge,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③Cf. O’ Gearoid Tuathail et al.,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④Bruce Cumings, “Boundary D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Honolulu, April 1114, 1996.
⑤Cf. 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Lawrence Erlbaum Publishers, 2000.
⑥Cf. 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 89, 1999, http://www.gwu.edu/~sigur/harding99.htm.
⑦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台北友联出版公司1979版。
⑧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著名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提出了对社会科学领域涉及中国研究的理论问题（Cf. Andrew Wal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UCIAS Edited Volume 3: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UCIAS, Stanford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