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种思路应该说都不失为实际可行的策略，各有可取之处，无奈结果还是不可避免地应验了张笃庆的论断：“西汉乐府隶于太常，为后代乐府之宗，皆其用之于天地群祀与宗庙者。其字句之长短虽存，而节奏之声音莫辨。若挦摭其皮肤，徒为拟议，以成其腐臭耳。”失去音乐的凭借，拟者大多只能从字词章句上模仿，结果就不免于冯班举出的那些荒唐例子。早在万历中，于慎行就尖锐地批评了“后七子”的拟乐府：“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岂不彬彬？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矣。”(29)清初邵长蘅《古乐府钞序》论乐府之音亡后，李白创调，杜甫创题以至明七子之拟作：“皆文人学士铅椠之业，留连篇什之助，而声音之道微已。故唐人之拟乐府，离也，并音与调与辞而离之者也；明人之拟乐府，合而离也，并音与调而离之，其合者辞而已，犹之乎离也。”这就是说当音、调已不合时，光词合已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还不如不作。
这决不是某一个诗论家独有的看法，就我所见，从晚明以来有相当一部分诗家是持这种态度的。比如詹去矜即主张“乐府可无作也”，他认为《三百篇》就是乐府，直到唐人近体、绝句无非都是乐府，杜甫自《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自是乐府胜场，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鉴于时流“每诗集一帙，标题乐府大半，至有声律不谐，音节都舛，犹然仍古乐府之名”的风气，他以两个理由断言乐府不必作：一是“如《大风》、《垓下》、《易水》、《秋风》古人已臻极至，无容更赘一词”；二是“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马黄》、《战城南》种种名目，古人缘情写照，原自不可无一，不必有二”。若强拟其词，必致“工者不免优孟抵掌之诮，拙者至有葫芦依样之讥”的无聊结果。(31)贺贻孙《诗筏》也说：
汉人乐府，不独其短篇质奥，长篇庞厚，非后人力量所及；即其音韵节目，轻重疾徐，所以调丝肉而叶宫徵者，今皆不传。所传《郊庙》、《铙歌》诸篇，皆无其器而仅有其辞者。李太白自写己意，既与古调不合，后人字句比拟，亦于工歌无当。近日李东阳复取汉、唐故事，自创乐府。余谓此特东阳咏史耳，若以为乐府，则今之乐非古之乐矣。吾不知东阳之辞，古耶今耶？以为古，则汉乐既不可闻；以为今，则何不为南北调，而创此不可谱之曲？此岂无声之乐、无弦之琴哉？伯敬云：“乐府可学，古诗不可学。”余谓古诗可拟，乐府不可拟，请以质之知音者。(32)
这段话与冯班的思路和论证都很相似，但结论不一样，认为乐府不可拟。还有曾灿，曾编选近人诗为《过日集》，“凡例”有云：“诗可被之金石管弦，乃名乐府。古篇题虽存，而其法自汉后亡已久矣。后人沿习为之，问其命题之义则不知，问其可入乐与否则不知，作者昧昧而作，选者昧昧而选。然则今人用古乐府题者，虽极工，但可言古诗，不可言乐府也。故兹选不立乐府一体，统以杂言古诗概之，以别于五言、七言古诗耳。”不选今人所作的乐府诗，同样表明他不赞成写作乐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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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前代和同时诗家对乐府的看法，我们就不难理解，冯班乐府论的“最为通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了。在承认音乐亡失这一既成事实后，乐府写作不仅未因去掉音乐框架而自由，实际上反而更陷入无法可依的体制困惑中。诗论家对乐府特征的多向度概括，治丝益棼，更让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冯班解构了乐府词与乐的关系，就使人对音乐的追怀彻底断念；同时将乐府写作方式汰存为赋古题和自出新题二种，又示人坦易可行之途，给了写作乐府的人一个平常心。可以说，乐府学到冯班乃是一大结穴，前人对乐府和拟乐府的困惑至此始得廓清。的确，自冯班之论出，诗家对待乐府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尽管仍有辨体者如施补华坚持主张“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之类，(33)但总体上人们对乐府的关注和焦虑冷淡了许多，甚至还出现取消乐府的主张。
至迟到清代中叶的诗论中，我已看到将乐府纳入古诗或归于歌行两种取消乐府的意向。主张纳入古诗的，有乔亿《剑溪诗说》卷一：“古乐府无传久矣，其音亡也。后人乐府皆古诗。”他举例说：“乐府与古诗迥别。如《汉十八曲》及《鸡鸣》、《乌生》、《陌上桑》、《相逢》、《狭路》等篇，乐府体也；晋以下拟作，古诗体也。《秋胡行》，如曹氏父子，乐府体也；傅休奕、颜延年，古诗体也。”(34)这等于说后人作乐府就当作古诗好了。主张归于歌行的，有延君寿《老生常谈》：“乐府不传久矣，历朝纷纷聚讼，究亦不知何说近是。李、杜偶为之，皆以现事借乐府题目，不另立名色，即杂于歌行中，最是。若只就题面演说，则了无意味，可以不作。张、王、铁崖皆不能近古，成其为张、王、铁崖之歌行诗可耳。”(35)这也是示人作乐府当法李、杜，混同于歌行之体。最激进的是李重华，连歌行和古诗都不考虑，只就字数命名。他说：“余谓今人作诗，何必另列乐府？缘未曾谱入乐章，纵有歌吟等篇，第指作五言、七言、长短杂言可矣。”(36)这应该能代表后人对乐府的一般态度。这样一种观念也影响到人们对前代作品的认识。李其永《漫翁诗话》有云：“杜甫之前、后《出塞》，自是五言古诗，题目有类乐府而实非乐府也。如刘济《出塞曲》、耿《入塞曲》俱附曲名，并不得作横吹等曲看。杜甫又有《前苦寒行》、《后苦寒行》，亦犹此意，不可作乐府辞读也。”(37)如此看唐人乐府，已和冯班的立足点相去很远，但却不能说与冯班的学说没有关系，这恐怕是冯班本人也想不到的。
①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冯定远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939页。
②王应奎：《海虞诗苑》卷四，古处堂刊本。
③《二冯批才调集》冯武跋：“默庵得诗法于清江范德机，有《诗学禁商》一编，立十五格以教人，谓起联必用破，颔联则承，腹联则转，落句则或紧结，或远结。钝吟谓诗意必顾题，固为吃紧，然高妙处正在脱尽起承转合，但看韦君（《才调集》）所取，何尝拘拘成法？圆熟极则自然变化无穷尔。”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④陈祖范：《海虞诗苑序》，《海虞诗苑》，古处堂刊本。又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二《论诗绝句》亦云：“红豆山庄迹已陈，虞山诗学数谁深。默庵太峻湘灵僻，衣钵终须属钝吟。”光绪三年刊本。
⑤雪北山樵辑《花薰阁诗述》本卷首，嘉庆间刊本。丁福保《清诗话》即据以排印。
⑥我只见到黄保真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谈到冯班关于乐府的看法，见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册第91—92页。
⑦(15)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275页，第284—285页。
⑧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五章“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⑨(11)冯班：《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0页，第37—38页。
⑩“正俗”中近似书札的文字有可能是书札的辑存。《杂录》卷七“诫子帖”中论蔡襄、黄庭坚、米芾三家书一则下注《与叶祖德》，亦为一证。
(1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王运熙《清商考略》，《乐府诗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最近张煜《新乐府辞入乐问题辨析》（《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考证，《乐府诗集》所收新乐府辞至少有50题曾经入乐歌唱，这与旧题音乐失传不矛盾。
(13)增田清秀：《乐府历史研究》，创文社1975年版，第8页。
(14)关于这个问题，最近的研究可参看钱志熙《齐粱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佐藤大志《六朝乐府诗的展开与乐府题》《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9集，1997年10月出版。
(16)郑骞：《唐诗长句考》，载《东吴文史学报》第6号，1988年1月出版。
(17)何忠相《二山说诗》卷三因冯班四例之说，也谓前二说较近是。乾隆刊本。
(18)洪为法：《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页。
(19)徐献忠：《乐府原》，《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于总集类存目，称“所见殊浅，而又索解太凿”。
(2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290页。
(21)朱嘉征：《乐府广序》卷首，康熙刊本。
(22)毛先舒：《潠书》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影印思古堂十四种书本，第210册，第733页。
(23)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页。
(24)吴景新：《樵海诗钞》序，陆进《樵海诗钞》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登雅堂笺精钞本。
(25)李明嶅：《古意新声十首并序》，《乐志堂诗集》卷三，康熙间李宗渭刊本。
(26)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769—770页。
(27)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张实居答：“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
(28)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32页。
(29)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89页。原文标点有误，今为改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于慎行传亦载其论乐府语，可参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547页）。
(30)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七，康熙刊本。
(31)侯玄汸：《月蝉笔露》卷上引，民国二十一年黄天白上海排印本，第26页。
(32)贺贻孙：《诗筏》，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150页。
(33)施补华：《岘佣说诗》，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76页。
(34)乔亿：《剑溪诗说》，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074—1075页。
(35)延君寿：《老生常谈》，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803页。
(36)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28页。
(37)李其永：《漫翁诗话》，台湾大学久保文库藏李景林、李景文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