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性丰富：救赎与超越
现代性包含两个价值指向：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现代性。因此，对启蒙的反思也应该包含两个向度：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的反思和人的现代性建构的反思，前者已经在儒家本土文化资源“弥合与整拾”的现代性中给予了回答。人的现代性建构，除了人的理性自觉外，更应该包括人的感情、人的感性世界、人的真实生命和人的真性真情等的放逐与回归，即人的神性、灵性和非理性，人性之为自然是非人的，人性之为人非自然的；规范是社会的内在需要，放逐是个体的内在需要。而在西方“理性”文明社会里，“自由成为无节制的私欲的膨胀，完全的个人宰制的心态；理性变成冷漠、僵硬、机械的控制机制；法令统死了社会所有的创造性；这是值得深思的。”[3]而这就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文性缺失。 儒家作为伦理理性，西方自由主义作为工具理性，都存在对人的神性、灵性与非理性的漠视，因而都需要人的现代性价值的“救赎与超越”。
西方启蒙运动发生于对抗神学的枷锁而寻求人类普遍的幸福，却在现代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繁荣中呈现人类恐惧而紧张的分裂：一方面，以科学为杠杆推动的技术理性或实践理性将人类演化为可计算的、合规范的、绝对的法则；另一方面，为痛苦或快乐所支配的人类行为的原初动机变动不居地跳动着人类天真未泯的动物性。理性规范与感性自由作为人类“现代性”的两个极端，矛盾而又紧张地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 “理性”文明中的人已经成为程序性的、可计算的、可实证的“机械”，兽性撕裂了灵性，物性扭曲了神性，理性窒息了非理性。西方启蒙运动以人的主体的理性自觉反抗神学对人的宰割，但却最终以理性的人的内在精神和本能的撕裂与扭曲为症结：当苏格拉底从日常生活转向反思个人灵魂生活的本性时，他只能求助于神话，求助于诗，而非哲学！尼采在悲切地呼唤“上帝死了”之后彻悟“人是未完成的动物”！韦伯痛切地以“祛魅”与“解咒”来重构启蒙运动的人文性！斯蒂文·洛克菲勒(SteveC﹒Rockefeller)则致力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精神提升！列奥·施特劳斯在谈洛克的政治哲学时也只能悲伤地感悟人类只能“不快乐地寻求快乐”！（时下中文版的流行说法是“痛并快乐着！”）面对“理性”扭曲的现实，西方社会只能在宗教的“彼岸世界”里寻求启蒙价值缺失的内在超越，但西方社会缺乏放逐与超越的人性资源，只有博爱、慈善等宗教伦理资源，成为西方弥合启蒙价值缺失的救命稻草。 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指出，五四启蒙最深层的意义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进而首先体现为思想文化的符号载体的人的启蒙，从而启蒙的根本任务从富国强兵的器物制度的学习转向人的改造。五四对人的现代性的启蒙分为两个向度：表层向度是对儒家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的阶级性伦理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儒家文化被解读成麻木、自私、愚昧、冷漠和保守。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儒教适应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归根到底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4]五四启蒙已经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至于20世纪末对五四启蒙“激烈彻底的反传统”的反思，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精英对当下中国社会暴露出适用西方“理性”文明之后所固有的社会症结，而对儒家规范性伦理而非阶级性伦理的呼唤与认同的现实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物性与神性、兽性与灵性、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统一的“国民”建设的反思，这是五四启蒙的深层向度，从梁启超的“新民”、谭嗣同的“新人”，到鲁迅的“立人”等等不一而足，见仁见智，表现出诸如沈从文式的自然人生的精神自由观，周作人、林语堂式的审美人生的精神自由观和鲁迅式的实践人生的精神自由观等新“国民”形象，但这一深层向度的“国民”的启蒙却在日后“救亡图存”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中搁浅，在这一点上，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多于建构、救亡压倒启蒙”是中肯的，应该说五四这一向度的启蒙仍有待继续。时下我们正在追求的以自由、人权和民主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理性”文明，却在与其相伴相生的“神圣财产”的逐利游戏中以假药、假酒、假食品的吊诡方式漠视和践踏生命，因而中国的现代性除了以儒家本土文化资源“弥合与整拾”启蒙的社会性缺失之外，还必须寻求传统文化本土资源“救赎与超越”启蒙的人文性缺失，即体现生命本质与真实的精神自由资源。西方以宗教的神圣来对抗异化与宰制的世俗，这种宗教伦理资源产生不了人性的“救赎与超越”，儒家的秩序伦理理性也产生不了人性的“救赎与超越”。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自由个性”追求的道家文化，老庄“法自然”、“性自为”、“命曰天放”的自由主体观，是一种指向精神内向度的“无己”、“丧我”的精神自由，表现为“不以物为累”、“天人物我之并存齐在”的“天放自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己矣。”道家不为外物所引动的所谓天人合一、绝然无待、自在自为的精神自由，并进而体现出一种不知其然的本己本心所达到的那种玄冥的怡心悦性、自得自适、从容轻灵、安然恬静的自由美感，成为人的存在的真性真情的审美回归，则正是启蒙的人文性缺失“救赎与超越”的现代性活化所需要的传统文化本土资源。
作为启蒙内在缺失的弥合与整拾、救赎与超越的传统文化本土资源，共同构成21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启蒙性、传统性、多样性”的民族性特征：即体现为以启蒙运动核心价值的理性、自由与人权的实践理性，和为启蒙思想社会性缺失弥合与整拾而激活重生的儒家本土文化资源、为启蒙人文性缺失救赎与超越而放逐和回归的道家本土文化资源的传统性而形成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这成为启蒙价值下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与浴火重生的现代性宏大叙事。
参考文献：
[1][3]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儒家与自由主义）、（启蒙的反思）、（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理性主义及其限制）的论述[C].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