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指出：“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辉、耶里（律）孟简，皆淹通风雅。”辽代统治者对诗词的喜好导致了中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其中尤以耶律氏为明显。圣宗耶律隆绪是辽代首位以能诗名世的帝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通晓音律，又好绘画，其《题乐天诗佚句》说：“乐天诗集是吾师”（《全辽文》卷一）。辽人普遍流传和喜好乐天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居易诗通俗明快，琅琅上口和文字易于理解，尤以其新乐府运动时期诗歌作品为代表的讽谏诗为当时所推重，“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白氏长庆集》卷三），于通俗易懂外尚且兼有时势的讽喻教化功能。这直接导致了辽代后期讽谏诗歌的形成和发端。由于嗜好乐天诗并推广其风，耶律隆绪“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契丹国志》卷七）。其后的兴宗重熙六年（1037），“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癸末，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辽史·兴宗纪》卷十八）。兴宗诗作今尚留存者有金代诗人王寂所著《辽东行部志》记载辽司空大师郎思孝事，录存其七言绝句。王寂志记载云：“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先以诗挑之……问讯礼如平交，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兴宗诗云：“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其中的“绮吟”涵义即佛家谓“绮语”，指非实浮止、香艳藻华的词句；“真心”于佛家经义中亦指真实无妄之心。兴宗此诗的亮点，非特其佛教经义的诠释，而在于通过对僧人和经义的赞美和吟咏，从本质上反映出契丹民族质朴少浮夸、不务奢华的真挚价值观念。受到帝室影响，辽贵族广泛接受了汉文化和诗词，并形成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擢翰林都牙林，兼修国史”（《辽史·本传》卷一百零三）萧韩家奴曾将兴宗猎秋山时死伤数十人之事书之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辽史·萧韩家奴传》卷一百零三）。这可以说明诗词文学熏陶下的辽国文风与士风。
　　3.辽耶律氏后期创作的高峰阶段和辽代诗词的鼎盛时期的到来
　　
　　道宗在辽朝诸帝中属于学识渊博、文采过人者，作品颇丰。清宁（1055~1064）间诗友之臣、知制诰耶律良曾奉旨将道宗御制诗文修篡编为《清宁集》。清宁末年后，道宗尚且在位三十七年，未入《清宁集》的作品数量当更可观。道宗作品今存《题李俨黄菊赋》诗一首：“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馀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道宗这首诗，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和侯延庆《退斋雅闻录》，曾经在北、南两朝竞相传诵。据《莼渔词话》记载，元人张肯尚且隐括此诗入词，撰写了调寄《蝶恋花》以纪之。耶律氏诗词创作对于其他诗词作家的影响和呼应，对于仕北汉人的影响亦深。对于萧氏的影响，由于婚姻关系和政治联盟，则显得尤其突出。和两者比较而言，开肇于耶律氏的诗词演变与萧氏的发扬得以集大成和取得实效。辽后期著名的女词人萧观音、萧瑟瑟皆为耶律氏的妻室，创造出辽诗词文学的最高成就，其间耶律氏的影响犹可管窥，亦与有力焉。只是后期的耶律氏由效仿讽谏的对象变成了受谏的对象，如善于歌诗的文妃萧瑟瑟作诗规箴的《讽谏歌》云：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全辽文》卷三）诗中劝谏天祚帝要振作精神，改弦易张，不必畏惧女真的侵袭，并且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去奸佞而用忠良。其间引用秦代典故的“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真实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家国的兴衰。
　　辽代耶律氏对于汉学诗词的接受过程，并未离开和溢出少数民族的汉化规律过程，其间的得失与逐渐学习的过程，是民族逐渐融合和同化的过程写照，耶律氏对于汉学诗词的接受过程，在上层阶级的引领下逐渐形成臻于完善的诗词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文学意识，反映出其间的发展与演变之轨迹。
　　
　　参考文献：
　　[1]辽史[M].中华书局，1975.
　　[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A].唐宋史料笔记丛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1.
　　[3]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