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这是一场对汉匈双方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35]”而李广竟为“先死单于”，逞个人私利，置军法不顾，不听节制。“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36]”为将者理应公正持平，先为国家、百姓计，而不应逞私心求个人之利，李广正有失于此。李广失期致使单于逃走，再次致万民于水火之中，李广仁德何在呢？

　　3．3．李广非不遇时

　　后人论及李广，常常说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唐人王维在《老将行》中就为此而慨叹：“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难道李广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吗？然而纵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不“遇时”。他也多有建立功勋的机会。正如李广自己所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37]更何况李广受武帝信重，也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充分展示其将才的机会，可李广大败于雁门关外，竟被匈奴生擒，仅凭一时侥幸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38]”后来，“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39]”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元狩二年，汉武帝发起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为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解除京畿地区的威胁，力图争得河西要塞的控制权，汉武帝遂决定发起大规模的河西反击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40]”河西之战，霍去病破军杀将，可谓战功赫赫；李广却全军覆没。汉武帝给了李广一次次的机会，可李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全军覆没。后世常常有人以李广兵力不足遭遇大敌为李广的失败作辩解，却不视“冠军侯”的由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41]”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屡见不鲜，因此，兵力的不足，不能成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何况同是带领万骑出击匈奴，霍去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匈奴，而李广不光是全军覆没，连自己也被匈奴生擒。

　　元狩四年春，汉廷为了彻底扫除边患，击溃匈奴。“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42]”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大战。李广因此战役而羞愧自杀。“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醪醩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43]”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为李广在此役的遭遇而惋惜不已，更因李广的“引刀自刭”而痛陈武帝的不是，认定是武帝、卫青的打压才致使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笔者在此不禁想问？难道李广此役的失利也是他人的原因吗？难道真是武帝、卫青让其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吗？众所周知，当时李广从前锋换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截击单于。不能说其没有机会，而且当时的单于“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44]”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真让李广为前锋，以李广的将才未必会立下什么大的功勋，反倒会因李广轻进求战的个性而受困于敌；但让李广截击单于，以李广的勇武面对强虏之末，擒王杀将却是不无可能。倘若李广真能拿下单于，封侯又有何难？然而庸才李广竟然“军亡导，或失道”，白白丧失了良机。

结　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迫的坎坷遭遇，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李广生前未封，死后却因司马迁之笔而获天爵。受着万世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习不察焉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假如是文学著作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历史著作如果渗透太多的作者个人情感因素，难免会影响到作者对他的公正评价，那么他留下的历史有可能就是他眼中的历史，而非真正的历史。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20．

[2]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M]．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P87-90．

[3]、[4]、[5]、[6]、[7]、[8]、[12]、[15]、[17]、[19]、[23]、[24]、[26]、[28]、[32]、[34]、[35]、[36]、[37]、[39]、[42]、[43]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M]．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5．P2890—2897．

[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教[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88．

[10]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武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7．

[11]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4．

[13]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虎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18．

[14]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三略[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09．

[16]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9．

[18]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争[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

[20]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论将[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5．

[21]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2]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5]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5．

[27]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始计[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

[2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9．

[30]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40．

[31]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图国[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58．

[33]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875．

[3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2．

[40]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8．

[4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5．

[44]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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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大可．史记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王夫之．读鉴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欧阳轼．五经七书[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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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继文．试论李广终不得封的原因[J]．洛阳：殷都学刊，1994（01）

[16]萧汉平．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J]．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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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董志广．司马迁的悲剧意识[J]．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